朱长征：没有重视法治指标、没有容纳更多评判内容，这不是说世行营商环境报告不好，而是说不能只看这一份。解决中国营商环境问题，需要其它行动。

沃尔夫：据我在中国所见，许多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对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中国经济的确在复苏，不过一些方面依然存在风险。

对36家中小企业的调查发现，45%的受访者表示很容易获得银行抵押贷款。但是抵押要求和贷款审查都更为严格。

随着中国政府努力降低经济对债务的依赖，民营企业受到信贷紧缩的冲击。政府近来采取措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拉迪：如果中国不回归更加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即便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得到解决，中国的增长也很可能进一步放缓。

茅于轼：中国改革40年，懂得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好处。可是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有一个前提，即资源是私有的。

徐瑾：双十一和当年的乡镇企业，核心都是出身边缘而闯出江湖；拯救民企不能“一刀切”，营造宽松以及平等的制度环境更重要。

徐瑾：6月大跌时，我已警示凛冬将至，市场只是在正确地给出反应，如今情况更为恶化。真正的考验在哪里？国内国外困境之下，如何破解僵局？企业家是核心。

沈建光：如何理解工业企业数据背后的差异？如何透过数据背后的讯号洞察企业运行的真相，并为决策提供依据？

桑晓霓：安邦、复星成为监管机构的目标，而民生银行与两者皆关系密切，这让其在财务和政治方面都显得脆弱。

郑志刚：2016年12月在浙江台州开工的杭绍台高铁，由于“民营投资联合体”持股51%，引起诸多媒体评论的侧目。

随着中国民营部门境外投资不断增长，银行家们发现，除了与国有企业合作外，他们必须争取新一类企业家的业务。

王碧珺、张明、马剑文：中国海外投资情况如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近期完成投资额环比下降41%，原因何在？

侯延琨：新兴市场不少家族企业接班前五年相对股票往往是负回报，中国企业传承在今后或面临更大的惊涛骇浪。

中国经济放缓和改革失去势头，成为中国民营制造企业面对的一道严峻考题。驱使民企老板们调整商业模式的动力并非政府号召，而是生存的本能。面对愈演愈烈的挤压，如果不能在业务低迷之际谋求转型，随之而来的将是“灭顶之灾”。

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侯延琨：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境遇究竟如何？哪些能胜出，哪些又可能退出舞台？随着政策从外资向本土倾斜，外资企业必须调整经营策略。

让桔子水晶酒店集团CEO吴海不曾想到的是，自己有关私营企业受政府官员“吃拿卡要”的公开信，会引起国务院高官注意，最终还让他受邀前往中南海交流。

中国决定将民营企业引入国防产业，旨在提高该产业的透明度和效率，并最终帮助精简军队，打击根基深厚的既得利益集团。

三中全会仍把国企摆在中国经济的制高点上，但这一表述可能有些误导。一些计划中的改革将削弱国企特权，让它们更注重效率，换句话说就是变得更像民企。

中国社科院学者张明:联保互保曾被认为高价值的市场创新，但一旦发生系统性冲击，却又沦为惩罚好企业的恶机制。企业与银行都成了输家，谁从中获益呢？

工信部正就《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