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一个最为严重的现象是,有关“文革”或者“文革式的社会政治状态”是否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一疑虑,不知不觉,有迹无形,如雾霾袭来,慢慢沉重地压在亿万人心头。如果说市民阶级依旧沉浸在反腐的“老炮儿”式复仇快感中,那么,政商学三界,尤其是知识界,春江水暖,对此趋势之忧虑愈深,忐忑不安,实为二十多年来所未之有也。
一方面,我们看到机关发文,各项决议重申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其声调之高,蔚为主旋律。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股灾连连,以及最高权力配置上的“相权衰落”,高度集权似乎再度变成现实。“文革”式用语及其内涵的蕴意,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一类套话,居然再度成为官媒堂皇大词,令人惊骇。换言之,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乃至于君师一体的集权机制,在逐步推进民主法治的承诺远未兑现之际,反益强化,且借由强化国家治理能力之名,为前者张本,这便逸出了“改革开放”的固有含义了。如果说由此开导出一个总统制的宪法惯例,并进而经由立宪程序坐实总统制,也未尝不可,但因民主尚未登场,而操作方式濡有新权威主义浓墨重彩,遂不免令人浮想联翩,怕怕。大转折之际,可能,某种新权威主义是必需的,但其边际效应究竟如何,总是叫人七上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