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敦促国有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保持清醒认识，并责令它们收紧贷款审批程序。

随着一度繁荣的房地产行业开始放缓，中国政策圈子的其他成员也开始对国内银行的健康表示担忧。

根据官方数据，截止6月底，中国70个最大城市的平均房价同比上升10.2%。但上海、北京和深圳等重要城市的售楼量近几个月来急剧下滑。某些分析师担心，房价将出现大幅下跌。

“假如房地美和房利美这样资质不俗的金融机构会落入这么糟糕的境地，那么这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知名经济学家易宪容问道。“我们这里之所以尚未见到相似的问题，唯一的原因是房地产价格继续快速上涨。”

中国银行业的放贷标准，往往比发达国家宽松得多，部分原因是中国仍处于建立一套信用评级体系的初级阶段。“在中国任何人都能申请到按揭贷款，不管他们是谁，”易宪容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同时，市场上存在大量投机行为，在银行工作人员发放贷款方面则存在内幕交易。”

不过，中国的房贷违约率迄今相对较低。

中国家庭储蓄的总量，大约为未清偿消费者债务（包括房贷）总量的5倍。中国逾一半人口为农民，他们没有实力投资房地产。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人口结构转变。官方政策旨在到2020年吸引逾1.5亿农民到城市就业，预期该项政策将在未来数十年期间推动房地产需求。

中国缺少投资选择，也导致投资者“炒楼”，把价格推高到超出许多居民承受能力的水平。

译者/和风

能源及农业大宗商品价格大跌，推动美国股市反弹，也将为担忧通胀的各国央行提供喘息空间。

全球大宗商品基准指数Reuters-Jefferies CRB昨日跌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较7月初创下的纪录高点下跌13%，使该指数今年以来的累积升幅折损近半。今年前6个月，该指数创下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大升幅。

银行业人士表示，投资者撤离大宗商品市场是多重因素所致：对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减弱的担忧，试图锁住在此前创纪录行情中的获利，以及对价格大幅波动可能导致大额亏损的顾虑。

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驻伦敦的大宗商品分析师凯文•诺里什(Kevin Norrish)表示：“对冲基金正在减少与大宗商品相关的风险。”

投资者的大举撤离，从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未清偿石油合约数量降至17个月来最低水平就可明显看出。麦格理(Macquarie)驻纽约分析师诺曼·巴拉卡特(Naumam Barakat)表示：“总体来看，似乎主力指数资金正撤出石油及大宗商品的多方。”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亦帮助股市实现了反弹，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已走出熊市区域。

昨日纽约股市午盘，标普500指数为1282.02点，较7月15日1214.91点的收盘点位上涨5.5%。限制卖空的新规定也提振了金融类股。

油价昨日盘中最低跌至每桶125.31美元，为6月初以来最低水平，较本月早些时候147.27美元的创纪录水平下跌15%。

译者/岱嵩

美国政府科学家在首份北极资源政府评估中表示，北极地区拥有至多900亿桶的未探明石油储量，以及与俄罗斯已知全部储量相当的未探明天然气储量。

这份报告可能会加剧俄罗斯、美国、丹麦、挪威和加拿大等极地国家对该地区控制权的竞争。

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相信，北极地区拥有全球13%的未探明石油储量，而该地区1669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相当于全球未探明天然气储量的30%。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辽阔的北极大陆架可能构成了最大一块尚未勘探的、可能找到地球上剩余石油的地区。”

去年8月，俄罗斯将国旗插到北极点下4千米的海床上，引起了外界对争抢北极矿产资源的担心，特别是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今年5月，丹麦在格陵兰的伊路利萨特主持北极圈5国峰会，以期约束竞争，重申各国对管理领海事宜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联合承诺。

译者/刘红云

欧盟官员昨日表示，欧洲食品及饲料警告系统去年共发出7354份警报和通告，较上年的6594份增加逾8%。

警报的增多，部分是因为额外信息通告数量增加了13.5%，让各国可以获得更多尚未进入其市场的可疑产品的细节。但核心警报数量去年也增加了4.5%，达到953份，仅略低于两年前创下的959份的历史纪录。

警报最多的产品类别是鱼类，占总数逾五分之一。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汞通报数量的增加——旗鱼和鲨鱼的汞含量都很容易突破法定上限。相比之下，涉及源自水污染或食品加工过程的致癌性多环芳烃的通报则少于上年，尽管仍高于本世纪初的水平。

中国已被认定为欧洲去年逾半数因安全原因而下架的非食品类产品的来源国。这些产品许多是玩具、儿童护理用品和电气产品。

但有关中国产品的安全通报“明显”增加：在所有各项通报中，约有12%针对源自中国的产品，涉及的问题包括兽药产品残余和冷冻鱼添加剂过多。

报告详细讲述了一个案例：有人欺骗性地向麦麸中添加了化工产品三聚氰胺，以从表面上提高麦麸的蛋白质含量。所有被污染产品批次的源头均为中国的两家公司。这些麦麸后来被用于宠物食品的生产，造成美国境内的动物患病和死亡。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产品进入了欧盟，但欧盟各成员国都收到了警告。

译者/何黎

北京奥组委(Bocog)安保部部长刘绍武昨日公布的此项通告，没有说明政府将有多大意愿容忍在这些公园里表达异议。

除非断定是支持政府政策的，中国官方极少批准公开抗议。被认为敌意或颠覆性的抗议组织者经常被拘留、监禁，或者（如果是外国人）驱逐出境。

奥运期间，预计会有对中国各项政策不满的团体成员试图示威，这些政策涉及西藏、人权、被禁的法轮功，以及苏丹。

刘绍武强调，将不允许在任何奥运场所、场地或区域内进行任何“政治类、宗教或种族宣传”的示威。他没有说明在北京朝阳区、丰台区和海淀区的3家公园内允许进行哪些形式或主题的抗议活动。同样不明确的是，北京奥组委将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向当地市民介绍指定的示威区域；奥组委在记者招待会的文字记录中未包括示威区的具体位置。

作为回应，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认为，北京采取了一种“鱼缸方法”来控制奥运期间的示威，这将等同于否认抗议权利。

人权观察在香港的一位研究人员裴克凛(Nicholas Bequelin)表示：“单方面为示威者指定‘抗议区域'不等于尊重示威权，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控制是第一位的，而权利是第二位的。”

“我们也担心，政府有可能利用这些区域的存在，来为其对示威区外示威者的镇压提供理由，”他说。

中国坚称政治应与奥运分开，但对西藏官员将奥运会与在不安定的西藏打击分裂主义异见挂钩的试图则加以辩护。

译者/何黎

力晶半导体(Powerchip)昨日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从340亿元新台币（合11亿美元）削减至240亿元。该公司是台湾最大的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芯片生产商，也是行业中兴建新工厂最积极的公司之一。

与此同时，竞争对手南亚科技(Nanya Technology)表示，现预计其资本支出将为230亿元新台币，低于先前预计的300亿元新台币。

在做出上述决定之际，由于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下滑，两家公司已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净亏损。下降周期给一些存储芯片制造商带来了极为沉重的压力，它们甚至难以筹集到营运资本所需的资金。台湾金融监管机构最近拒绝了当地另一家存储芯片制造商茂德科技(Promos)的融资申请。该公司计划通过发行可转债和全球存托凭证(GDR)募集资金最多5.5亿美元。

力晶半导体董事长黄崇仁(Frank Huang)表示：“我们拥有足够的现金支撑现有业务。”

但他表示，在市场环境好转前，力晶半导体可能会进一步推迟发售新股和公司债的计划。削减资本支出意味着，该公司今年不会对与日本尔必达(Elpida)的合资企业瑞晶(Rexchip)有任何进一步的投资。

在截至6月30日的3个月，力晶半导体公布出现72.7亿元新台币的净亏损，南亚科技的净亏损为73亿元新台币。

译者/董琴

菲亚特(Fiat)、大众(Volkswagen)和标致(Peugeot)公布的第二季度利润均高于预期，并重申了全年目标。此后，三家公司的股价均出现了飙升。在对经济放缓及消费者信心下降会影响美国和西欧汽车销售的担忧之中，投资者一直都在规避汽车类股。

菲亚特股价上涨近14%，大众和标致分别上涨了近7%和超过9%。油价下跌导致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股价在早盘交易中上涨10%，意味着自其2周前跌至50年来最低水平后，该股已上涨近80%。

成本削减措施及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譬如菲亚特在巴西、大众在中国和俄罗斯），已令欧洲汽车制造商——尤其是大众市场制造商——受益匪浅。

译者/陈云飞

该日本最大的非寿险保险集团将以现金形式支付每股61.50美元，为在纳斯达克(Nasdaq)上市的Philadelphia去年平均股价的67%溢价。

按规模计算，Philadelphia在美国非寿险保险市场排名约50名，而东京海上表示，它盈利颇丰，就净利润而言，在117家美国非寿险商中排名第19位，而在股本回报率方面则排名第4。

东京海上总裁Shuzo Sumi表示，对“美国表现最佳的非寿险保险商之一”的收购，将提升东京海上在世界上最大的非寿险保险市场的占有率。

译者/陈云飞

通过谈判，葛兰素史克获得了在非洲以外市场销售Aspen旗下1200种仿制药并分享利润的优先权。葛兰素史克将借此增强在印度及其他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此举是新任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威蒂(Andrew Witty)公布的多项举措之一。威蒂表示，他正推迟执行原先承诺的55亿英镑（合110亿美元）股票回购计划，以便为未来两年洽谈类似协议筹措资金。

译者/岱嵩

该基金将购买优先贷款，即较其它债务优先偿还的贷款。在这只基金成立之际，高盛已有一只规模为200亿美元的基金，投资于偿还顺序在优先贷款之后的次级债。

有了这两只基金，高盛现在自己就可以为大规模交易提供资金，而无须经历征募外部投资者为债务融资这一漫长、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在去年末结束的收购活动繁荣期间，杠杆交易贷款通常是多方共同筹集的，用于支持出售给投资者的复杂证券——称作“贷款抵押债券”(CLO)。然而，在过去一年的信贷危机期间，CLO业务已经崩溃。

译者/董琴

这项研究对2001年至2006年入选财富500强 (Fortune 500)的公司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相对于男性董事占主导的公司，女性董事比例更高的公司，其高级管理岗位上的女性比例也更高。

该项调查是由关注职业女性的组织Catalyst完成的。此前一项相似的调查发现，女性董事和女性经理比例更高公司，财务表现也更为优秀。

Catalyst总裁艾琳•兰(Ilene Lang)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幅企业界的路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家公司在董事会内有大量女性成员，那么很可能其高级领导岗位上的女性也更多，并且在财务上做得更好。”

兰补充道：“这种好事可不是瞎碰来的。路线图显示，一旦公司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它们就会取得非常有效的结果。”

如果Catalyst的发现是正确的，那么，像电信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办公设备制造商施乐(Xerox)和食品集团莎拉•李公司(Sara Lee)这样有大量女性董事的公司，在未来几年应该比它们的对手做得更好。

平均而言，女性在财富500强公司董事会里所占比例为七分之一，而高级管理岗位上的女性比例也大致如此。

然而，该项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比例最高的公司（约占董事会四分之一），其女性高级职员的比例要比女性董事较少的公司高三分之一。

该项调查的作者表示：“女性董事是女性高级职员的指示器：公司里已有的女性董事越多，其未来拥有的女性高级职员也会越多。”

译者/汪洋

价格波动异常剧烈。尽管交易员们将剧烈市场波动归因于供求，但美国政府多数政治人士确信，投机是罪魁祸首。美国公众被激怒了。

那是1958年，当时存在争议的大宗商品是洋葱。美国国会召开了长时间、有时一片混乱的听证会，在这些听证会上，当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总裁埃弗雷特•哈里斯(Everette Harris)试图让国会议员相信，洋葱期货市场不是价格剧烈波动的原因。“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我们就像是一只温度计，测量温度，”哈里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你不会仅仅因为我们经历了短时间的0度气温，就希望通过一条针对温度计的法律。”但这些看法没有得到理会，当年8月，国会通过了《洋葱期货法》(Onion Futures Act)，禁止进行洋葱期货交易。

50年过去了，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最近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引发了激烈的、充满政治意味的辩论，人们在讨论金融投资——对某些人而言，就是投机——是否在影响市场。养老基金和其它大型机构如今持有2500亿美元的大宗商品，多数通过标准普尔高盛商品指数(S&P GSCI)等公认的行业基准投资。2000年，这个数字仅为100亿美元，不过部分涨幅反映价格上涨，而非新的资金流。

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不断飙升，在华盛顿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美国两党政治人士纷纷寻找解决方案以安抚选民，两位总统候选人也承诺将对这一问题采取措施。最近数月至少有10项立法提案，国会也举行了十来次听证会，讨论石油市场的某些方面和投机。在向美国国会作证时，亿万富翁投资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谈到了石油和其它大宗商品“正在形成的泡沫”，他补充称，投资机构通过指数基金投资期货市场的能力，扩大了价格涨幅。

许多政治人士指责“过度投机”和各种监管上的“漏洞”造成了当前市场局面。包括康涅狄格州以独立身份当选的民主党参议员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在内的一些议员认为，投机需求，特别是通过大宗商品指数基金的投机需求，是能源和食品价格高涨背后的一个主要推动力。作为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主席，利伯曼称：“我自己的结论是，指数投机者应对大宗商品涨价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该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的委员会之一。

即便某些监管者也无法确定投机带来的影响，他们呼吁做进一步的调查。美国大宗商品和期货交易的监管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简称CFTC）的委员巴特•奇尔顿(Bart Chilton)称：“我不能确信是否是投机资金造成价格上涨，但我确知的是，这些市场上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是几年前不存在的。”

最近，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举行了连续3天的听证会以考察各项立法提案，其中一些涉及CFTC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来监管蓬勃发展的期货市场。据CFTC代理主席沃特•卢肯(Walter Lukken)称，该机构的人员编制水平接近历史低点，比33年前该机构创立时低约12%，而同期仅期货交易所内的成交量就增长了80倍。卢肯告诉国会，该机构需要“立即增加资源”以履行职责，以目前的资源和人员编制水平而言，该机构无法执行额外任务。

美国以外的政治压力也不断攀升。意大利呼吁八国集团着手对付大宗商品投机者。最近，随着人们担忧投机者在推动创纪录的原油价格方面可能充当的角色，一个英国议会委员会称，将举行首次有关石油市场监管的听证会。

但是，如果立法者们试图出台规定以限制或彻底禁止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他们最终可能会失望。的确，一些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央行、投资者和国际经济组织认为，这些措施不太可能抑制波动性，或阻止价格上涨。

CFTC表示，没有证据说明价格上涨与机构投资者有关。它坚持其立场，认为基本面供需因素，加上正在贬值的美元，才是近期市场走势背后的主要原因。美元是为大宗商品定价及交易时使用的货币。

此外，投机与操纵市场或非法行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CFTC的卢肯在6月份一次听证会上回答询问时说道：“投机者……提供了一种健康的市场参与者构成，以确保每个卖家都有一个买家与之对应，反之亦然。这些市场存在150年来，情况一直如此。”

他补充道：“我们正采取措施，确保市场不被投机利益主导。但迄今为止，我们并未注意到这方面的证据……（投机者）并非全是市场的多头，打赌价格会上涨。所以很难说我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当然，我们会继续寻找。”

举例来说，该机构正在收集有关指数基金以及通过“掉期交易商”(swap dealers)进行的其它交易的更详细信息，并计划于9月份向议员提供相关建议。

一些机构更进一步。西方国家的石油监督机构——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近期指责政治人物只顾寻找“容易的解决方案”，而不去采取必要步骤以增加供应并削减需求。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大宗商品研究部主管迈克尔•刘易斯称：“当监管机构打开这些‘黑暗市场'的电灯时，他们会发现屋里没有什么妖怪——相反，是基本面因素在推动价格上涨。”

《洋葱期货法》(Onion Futures Act)可用作完美的案例分析。经济学家调查市场后发现，波动性和价格在禁止交易法令颁布后的那段时间比之前更高。巴黎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大宗商品研究主管弗雷德里克•拉塞尔(Frederic Lasserre)对此案例有过研究，他表示今天的背景与之非常相似。拉塞尔说：“政治人物迫于民众压力在主导着这场辩论。”

洋葱市场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印度去年禁止了大多数农业商品的金融交易，但是农产品价格继续上涨。一位印度高层官员表示：“（禁止金融交易）是无关的，在一种大宗商品稀缺时，它的价格自然会上涨，无论它是不是在交易所交易。”

这也正是认为价格上涨只是反映强劲需求增长的人士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以及生物燃料等新能源政策，推动了需求增长；而另一方面，多年的投资不足导致供应疲软。

此外，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全面涨至创纪录水平，不仅是那些在成熟的期货市场中交易的原材料，还包括那些不存在大量投机性投资的大宗商品如铁矿石和大米，这两种商品今年分别上涨了96.5%和120%。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调查显示，未在交易所交易的金属如铬、钼或钢，其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了在交易所交易的金属如铜或铝。还有，某些养老基金持有最大份额未结算合约的大宗商品市场，如生猪市场，还出现了价格下跌。

同样重要的是，各种大宗商品的上涨幅度并不一致。分析师认为，这说明不同的大宗商品市场在对各自不同的供需基本面因素做出反应，而非对投资者资金流做出反应。贱金属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铝和铜的价格从1月份以来上涨了约30%，但是镍、锌和铅的价格下跌了20%至40%。而作为唯一一种养老基金几乎未持仓的金属，锡的价格上涨了近40%。

表明供需是价格上涨主要推动力量的另一个迹象是，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多数大宗商品的库存自1月份以来都已下跌。很多分析师呼应卢肯的说法，他们指出，投资于大宗商品的金融投资者，已不再像2000年至2001年大宗商品市场刚开始繁荣时那样只投注于价格会上涨。今天，很多基金都在打赌价格会下跌。

英国财政部6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并不是投资者在推动价格上涨。该报告表示：“尚没有足够证据完全排除投资对有形商品价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即使有，其相对于供需基本面趋势的影响也很可能只是微小而又短暂的。”

华尔街银行承认，投资者的资金流可能影响到日常的市场波动，推动价格在数天内高于或低于其基本面水平。但这些银行表示，投资者没有能力塑造长线趋势。

但是，这些观点对美国议员的说服力，似乎比不上那些在国会出席听证会的其他专家。迈克尔•马斯特斯是一只多-空股票型(long-short equities)对冲基金的经理，该基金购买了大量受高油价打击的航空公司的股票。马斯特斯向议员说，如果立法机构禁止大宗商品指数基金交易，汽油价格可以降至今天价格的一半即每加仑2美元。Oppenheimer的股票分析师(Fadel Gheit)称，当前创历史新高的每桶135美元以上的油价比较夸张。他表示：“我认为基于供需基本面因素的油价不应该超过每桶60美元。”

作为回应，议员们正在准备新的立法，旨在解决石油和食品价格创历史新高问题，或者按一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称的“帮助美国家庭，马上行动”。这些提案所涉及的范围，从禁止大宗商品和能源期货市场中某些形式的投机，到更高的保证金要求，再到将CFTC的实际管辖范围扩大到海外。其中一些提案得到了重量级政治人物的支持。举例来说，《封堵伦敦漏洞法》(Close the London Loophole Act)旨在阻止交易员通过国外交易所进行石油交易，从而操纵价格和过度投机。《结束石油投机法》(End Oil Speculation Act)提议，将投机者交易石油期货时需抵押的保证金，从当前占标的资产值的7%提高到占25%。

一些怀疑论者认为，这些各式各样的提案只不过是政治姿态。然而，在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下，CFTC已对在伦敦ICE欧洲期货交易所(ICE Futures Europe exchange)交易的原油期货合约施加交易仓位限制，这一举措将使美国交易员在海外交易时受到与在国内交易时同样的监管限制。国会在近期通过了封堵所谓“安然漏洞”(Enron loophole)的法案，并授予CFTC更大权力对衍生品柜台交易(over-the-counter)市场进行监管。

某些国会山(Capitol Hill)的观察家们认为，议员可能对不同的提案加以整合。但尚不清楚在掌握否决权的白宫(White House)认为供需因素造成价格高涨的情况下，国会将通过哪些法案。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近期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的提案表示了支持，该提案建议解除在美国海岸外开采新油田的禁令，以帮助美国减少对国外能源的依赖。

如果足够的共和党人像6月他们所做过的那样，投票支持占多数的民主党，白宫的否决就可能被推翻。6月众议院以402票对19票这一相差悬殊的表决结果，要求CFTC“使用包括紧急权力在内的所有权力，采取措施制止能源期货市场中的过度投机。”不过，尚不知参议院是否会通过这一议案。

政治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某些人认为国会在8月份休会前可能会采取行动。一名国会内部人士称：“实事求是的说，总统选举前任何事情都难以取得进展……然而，由于能源问题是任何人都要面对的最基本问题，所以解决起来是有动力的。”其中一项有可能凝聚动力的议案称为《增加石油市场的透明度和可核查性法》(Increas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Oil Markets Act)，该议案是由参议院多数党的议院督导迪克•德宾(Dick Durbin)提出的，其他15名参议员是共同发起者。该提案将授权给予CFTC新的资源，包括100名新员工，并封堵“伦敦漏洞”。

某些更为极端的提案已被搁置，如利伯曼的委员会提出的限制某些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大宗商品期货的提案。一名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称：“在听取了专家和公众的证词并举行了针对过度投机行为的无数次听证会后，我们关于限制某些机构投资者进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第三稿草案似乎在目前不可行。看上去参议院不会对之给予支持。”

但业内高管、分析师和部分议员警告，在美国大选年存在着过度监管的危险。有人表示：“如果时间到了9月份而汽油价格或食品价格还在创历史新高，没有人知道国会将采取什么措施。”这意味着商品期货行业有遭受长期损害的风险。

今天《洋葱期货法》依然有效，但这并未阻止洋葱价格自2000年以来的暴涨420%。

译者/何黎

昆明副市长到底是啥意思？到底是否认还是承认有预警短信？在昨天云南警方发布会后，中新社迅速发稿称，杜敏说“没有这回事”，门户网站均以“辟谣”为题加以转载，直至晚间仍是新浪专题中最醒目的标题之一。但新京报、东方早报、扬子晚报等则又报道说，虽然这位昆明副市长在发布会上一开始表示没有此类信息，但在会后被再度问起时，则又承认有此短信存在。

于是，连云南当地媒体的答问全文也有了两个版本。云南日报公布的杜敏回答是：“目前从调查情况来看，没有这个事情，警方也没有接到有人就此事的报警”。但昆明日报所属都市时报公布的则是：据市民反映，在爆炸之前的确有人发出短信，但是收到短信的人并未向警方报告此事，警方也是事后调查时才发现了这条信息。警方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线索。

在上海、南京、广东等各大城市，媒体正在结合昆明爆炸案对本地公交系统进行检阅，呼吁市民参照反恐手册提高安保意识。此外，腾讯今日话题有关昆明爆炸案的一个专题被撤下，而这个专题并无多少“出格”之处。

云南官方今天还通报了普洱胶农冲突的处置进展，通报中既有“不明真相”、“别有用心”这样的前瓮安时代用词，也有“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这样的后瓮安时代总结。

环球时报今天头版标题真“低调”：办奥运没功劳也有苦劳，批评者不讲情也要讲理——中国人有权得到尊重。

新闻联播花了13分钟播出胡锦涛和习近平看望姚明等中国奥运运动员的场面，中国开辟三处地方供游行示威的姿态没有得到报道。

在沉默十余天后，国台办发言人就北京奥运会期间台湾体育团队的称谓问题发表谈话，称“中国台北”、“中华台北”的不同名称是历史形成的，台湾某些媒体和人士混淆内外范围不利于双方互信。这番发言语气较前略有缓和，在腾讯和网易通过审核的网友跟帖中，建议大陆释放善意改用“中华台北”的不在少数。

华商报用两个整版介绍胡锦涛与温家宝各自粉丝团——“什锦饭”、“八宝饭”。一家地方都市报作此报道，虽然应该不至于引来明文批评，但也算得有胆色之举。经新华网介绍后，门户网站均有转载。

在中国税收增长30%的数据出台之际，新闻晨报电话采访清华教授魏杰，请其陈述建议个人所得税5000元以上起征的理由。东方早报则发表乔新生文章，直接建议减税。

上海人果然对经济问题特别有感觉。东方早报评论员袁幼鸣还在自家报纸上痛斥樊纲，称其“毛估估”、太离谱。袁批评樊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却在全国范围内中小民企普遍面临资金困难、大批制造业工厂不得不依赖高利贷饮鸩止渴的背景下，“满嘴放炮”高喊紧缩有理。是的，袁幼鸣更想反对的应该是政府执行的紧缩政策：在现行垄断国企与政府经济行为几近独占金融资源的“二元结构”之下，继续紧缩会压死“中国制造”这头大骆驼，而不是给它喘息、疗伤的机会。

承接“普世价值”余波，司马南与南方报系之战烽火再燃。继数日前在博客上对南方周末“杀人者杨佳青春档案”一文逐段解析，指责该报“旗帜鲜明地同情和歌颂杀人犯，有选择地、牵强地、依据自己报纸的需要重新结构故事，将一个意外事件的背景罗织得无比详密，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社会”后，今又批评南方报人长平“杨佳的母亲哪里去了”一文，“激情偏狭矫情有余，理性逻辑不足”。

当然，也有人出来公开反驳司马南，将其比作“姚文元”。成都晚报评论员曾颖嘲笑说，斗士司马南先生最近好像见不得红布一般地和南方周末杠上了。司马先生的评论……更像是一封检举信，检举不守规矩的媒体又在搞破坏安定团结，其恨不能将之碎尸万段的情绪，由内而外，显露无遗...南方周末只是循着新闻规律，做了自己义务的事情，而司马先生逢“南”必反，为反对而反对的姿态，有点反应过激了。腾讯推荐此文。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如何看待南方报系尚不可知，但自从他提出“言塞湖”这个名词后，各地时评作者正在热议。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引用1934年1月28日吴景超《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一文说法，称中国舆论尚未走出四类困境：有些地方容不得批评、少做积极建议的人材、讨论环境有待改善、舆论得不到制度上的尊重。

被捕的卡拉季奇“大胡子”的照片被网站和都市报广泛刊载，少有就此发表评论者。

网易娱乐独家报道李亚鹏因为制止香港记者拍其女儿而拳打脚踢的新闻，在调查中，多数网友表达对狗仔队记者的不满。　

（作者徐达内：曾供职于上海多家报社，现从事互联网行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云南昆明公交车爆炸案是今日市场化媒体报道热点。云南网、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生活新报、昆明日报、云南信息报等均投入大量版面，都市时报推出8个版特刊，报道见闻、谴责暴力、安抚民心。省外媒体除广泛约稿引用云南媒体和新华社、中新社等报道外，亦有记者赶往昆明。央视新闻1＋1昨晚节目中，主持人已然连线特派记者，白岩松字斟字酌地用“多少感觉这是一种带有某种恐怖性质的犯罪行为”来形容，并将之与奥运安保反恐形势相联系。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的现场详细报道被门户网站推荐转载，其中有人短信“预警”的内容成为关注焦点。但在晚间，中新社又引用昆明副市长表态否认有“短信预警”事件。

昆明爆炸，奥运反恐安保举措更显其必要性，众多媒体由此结合新近印发的《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呼吁普通民众自身提高反恐意识。人民网发表人民时评说，昆明公交爆炸事件表明，奥运安保工作并不只是北京的事，也不仅是奥运赛事承办城市的事，它同样是全国各地的事。“啧有烦言”的公众应当给予充分理解。

魏英杰在上海新闻晨报对昆明政府及媒体表现表达赞许，称赞当地媒体反应及时客观，值得那些希望掌握所谓“信息主导权”、“引导社会舆论”的地方学习。

定时炸弹连响之后，云南胶农袭警一事已然脱离媒体主视线。中国青年报以云南高层领导下乡后与胶农直接对话赢得掌声为例，引用石宗源早前原话“不要动不动把公安机关推到第一线”为题发表评论：看看！百姓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刁民！只要政府用心倾听他们的诉求，为他们的利益着想，就能为矛盾找到一个宣泄口。

连日以来，环球时报皆聚焦于海外对中国主办奥运工作的看法。主基调是：西方对中国工作的“有色眼镜”难以改变，但国人应以平常心待之。柔软和低调的身段还可以体现在中国青年报今天的评论上：北京奥运会马上到来，让我们用最大的真诚去消除外国人曾经对中国的误解——就算做不了更多，我们起码有甜蜜的微笑。

有关奥运的各项举措每日大量发布。四大门户都要用习近平考察奥运场所设施作为头条新闻，虽然人民日报将标题放在“兴奋剂检测”上，但网站编辑还是更关注习近平“尽量少扰民”的要求。赛场禁带“中国加油”字样横幅受到关注。

抗灾部队分批回撤在各媒体上都得到图文并茂的反映。群众手举锦旗和标语与官兵泪眼相别的场面在央视新闻节目中得到直播。

在中国高层即将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人民日报继续为中国经济“唱多”，在头版头条刊发报道，强调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刘洪波选择在深圳晶报上针对华科大招生事件中双方各执一词发言，建议各位在一个诚信失败的时代时，“每人随身带上一支录音笔吧”。刘洪波本人供职于湖北长江日报，在广东媒体集体指责之时，正是该报发表了校方否认顺德指控的声明。在广州媒体“华科大”报道中处于下风的信息时报，索性刊发评论建议教育部介入调查。

否认的还有汶川县委书记，新华社引用他的话说：汶川县城是否迁建未定。早前发出“原地重建”讯息的新京报于是发表评论说：倘若当地政府能够积极与灾民磋商，有关专家能帮助灾民分析就地重建与异地重建的利弊，多做灾民的思想工作，给他们一段接受期，那么如果就地重建的规划确实合理，他们就会容易接受。

陈水扁出庭时屁股被踹一脚的新闻深受门户网站欢迎，均在要闻区刊之。下午由人民网发出的阿扁被指苦肉计更是既政治正确又吸引眼球。

时评作者潘多拉终究看不过媒体对王旭明表现出的离别情，通过珠江晚报发问：王旭明真有那么可爱吗？某些媒体怅然若失不过是孔子所谓“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式的矫情。

新加坡联合早报关心中国同行的收入。报道说，为配合奥运形象、减少记者收“红包”的现象，中国广电总局要求各国内媒体对记者加薪。但又有一些中国记者称并未体会到此项措施。

薪水没涨，但纸价涨了。在上海，东方早报的主编邱兵在头版发表致歉信，就该报未作事先沟通就突然将零售价由5角涨至一元表达歉意。

（作者徐达内：曾供职于上海多家报社，现从事互联网行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过去三年，人民币的低估程度实际上有所加深，原因是随着外部盈余急剧扩大，以及出口行业生产力迅速增长提高了中国的竞争力，人民币的均衡价值（符合经济基本面的价值）上升幅度更快。人民币实际贸易加权汇率的升值幅度仅为所需幅度的三分之一至一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最近形容，人民币“被大幅低估”。

中国新的汇率政策既无助于经济增长的“重新平衡”，使之从依靠投资和净出口转变为依靠消费，亦未能减轻银行体系所受的压制——而这两方面的进展均高度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去年，政府5年多来首次提高了医疗、教育及其他社会项目财政开支占GDP的比例。但这不足以弥补居民消费的连年下降，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已降至35%的新低。因此，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不足。另一方面，投资占GDP的比例去年连续第5年超过三分之二。总之，中国仍高度依赖投资和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来维持两位数的增速。实现增长动力的重新平衡，需要人民币更快地升值，也需要其他政策调整。

中国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是利率仍然很低。事实上，目前实际利率为负值，部分原因是当局不愿调高利率，唯恐吸引更多投机资本流入。较低的贷款利率造成了过量的贷款需求，从而导致投资在GDP中的比例过高。较低的存款利率则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远低于金融压抑程度较轻情况下所可能达到的增长水平。只要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继续下滑，中国就会发现，它很难实现更为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

为防止外汇储备增长带动银行贷款过快增长，当局进行了大量的冲销操作，令银行盈利能力受损。自2005年中期以来，央行共19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此类准备金的实际回报为负）。当局还向银行大量“出售”实际收益率为负的对冲债券。通过维持较高的存贷款利差，当局对银行的补偿已超过这些隐性税收。但是，随着国内金融改革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储蓄者和贷款者的选择范围将会扩大，这将导致利差逐渐缩小。

评估中国汇率机制的进展，不应单纯着眼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中国在两个关键的相对价格上仍严重失调：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除非中国降低干预和冲销力度，并大幅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从而使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差距显著缩小，否则它将发现，要防止投机资本流入破坏其对独立货币政策的追求，将比以往更加困难。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重估将有所助益。同样，除非中国大幅提高利率，否则，它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重新平衡将继续面临强大阻力。在这两个领域进行更大胆的改革，可增加它在以后的汇改周年获得更正面评价的几率。

本文作者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资深研究员、《对中国汇率政策的辩论》（Deba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2008年出版）一书的共同编辑。

译者/岱嵩

我觉得《由奢入俭难》一文的论据非常翔实，不仅让人增长了眼界，而且让即便没有经历过较低默认值阶段的人，也能产生联想。

有冰箱有空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脚注之一，蛮荒时代的古人或许也有过想象，盼望啥时候能拥有方便舒适的工具，但那个时候只有石头和树叶。

现代社会，除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已经发展过了的发达国家。那些国民家的设备当中，估计有的在中国市场还未曾设过展台。但那些已经入奢的人们中，不少人现在还怀有小学生上手工劳动课的兴趣，包括自己制作窗帘和工艺品。

那些发达国家的人，会怎么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呢？是不是有点像爷爷奶奶看着孙子孙女，回想自己的那种心情呢？而为什么同样的24小时，孙子玩了一天，只知道累；爷爷虽也只是旁观了一天，却有无限遐想？因为第二个人思考了。

上了一天班终于到家了，即便呆呆望着废脚料想到“用它做点什么吧？”，也可能因为紧跟着想到“如果真做下去，又要动脑筋……”而放弃。

事实上，上班上学动脑子和思考如何利用废布做个工艺品，是不同的。就好像曾经听过一个名人轶事，说该名人天天忙天天忙，某个小人物反问他，“那您还有时间思考吗？” 忙碌不等于思考。既然能够和真人对弈的智能机器人都早已经发明出来，我想日后的工作中，会有更多的部门可以依靠复杂的软件利用机器完成。

按理说，随着发展曲线的高峰过去，我们应该越来越轻松。金钱充裕，时间充裕，世界上已经有的都见识过了，对物质需求降低，更多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幸福。那么“俭”“奢”的区别就是粗糙和精致的区别，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观点的区别。

形成不受价格和别人褒贬左右，自己有自己看法的途径，只靠吞咽，不经咀嚼，是行不通的。并且实现机器代替人类的转变本身，就告诉我们，那是人类思考创造的结果。几十年前，谁能想到庞大的炼钢厂，只需要几个电脑操作员就可以妥善控制？

没有思考的原因，我想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客观的时间空间限制了。24小时干了18小时，手头工作刚停，人就再也支撑不下去，倒下了。或者这个人害怕孤单和安静，喜欢一天之内“歇不下来”；甚至认为熬夜是精力旺盛的体现。其实貌似被充分利用了的时间并没有用来让自己独立思考，反而成了麻痹自己合理利用时间的理由。

时间跟石油一样，都是有限的资源。我们不像机器，不需要休息；我们的精力和不睡觉的时间，是有着微妙的联系的。这点生理因素，也是客观限制，好比资源一样。

第二个因素就是咱们人类自己，偷懒而不去思考。可能“偷懒”这个词不合适，是我们错误的理解了“思考”；就像错误的认为仰望天空的人就一定是夸夸其谈的空想者。的确，思考不如伏案工作那么让人觉得很快能产生效应。对思考不知道重视的人，还可以“不知者无罪”；但如果浮躁耐不住寂寞的人们，在温家宝建议仰望星空之前，明明已经意识到思考的重要性，却想着“大家一锅吃饭，我不下厨不怕没有吃的”。那就是真的懒惰，那样的国家就真有可能永远睡下去了。

醒着就要面对问题，就得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我多累啊。

读者：janejiangjie

注：读者来信仅代表读者本人观点。

咸丰帝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与异母弟、后封恭亲王的皇六子奕同龄。咸丰十岁丧母，养于奕生母静贵妃，因而两少年一度情同手足，同读书同习武。但奕天资聪明，智勇均出四阿哥之上。而道光帝为二子所择师傅，却又品格大异。咸丰之师杜受田，是典型的假道学，唯教其徒怎样假装仁慈，以讨年老的父皇欢心。奕之师卓秉恬，却是著名的能吏，历兵户吏工诸部尚书而兼任顺天府尹即首都市长十八年，在九卿会议素有好辩名声，教徒儿也重通中外实情并敢于直言。不想道光帝晚年密选储君，对四、六两阿哥进行道德测验，选中的正是智商政艺都远逊其弟的咸丰帝，唯一理由就是四阿哥的表现既孝且慈，而六阿哥勇武又敢言，反被裁定非帝者表现。

于是咸丰帝登大宝了，实龄才十九岁，不消“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必向帝师资询。不能说杜受田没干过好事。咸丰帝起用林则徐、向荣，以镇压广西叛乱，都出自他的推荐。但此人在咸丰元年（1851）就死了，很难说咸丰帝摆脱了这个帝师的啰嗦，是幸呢，还是不幸？总之此后咸丰帝可以专心对付其弟恭亲王，显例就是咸丰五年（1855），皇帝的养母即恭亲王的生母死了，皇帝却下诏痛斥其弟“礼仪疏略”，意谓不孝，罢免其弟恭亲王的军机大臣及宗正令、镶黄旗都统等实职，显然意在去除皇位的可能觊觎者。

也许天从人愿吧，咸丰帝将其弟恭亲王逐出政府的次年，他昔日“选秀女”，而得的一名宫女，因偶然召幸而怀孕，给皇帝诞育一子。唯恐绝嗣的皇帝大喜，连晋皇子生母由嫔而妃，乃至皇贵妃。然而咸丰帝自幼读史，显然对师傅所讲汉晋北朝的立储印象很深。他称帝第七年，才得一子，然后众多妃嫔无一生男，怎不使她担忧身后皇子之母会成为自两汉至北魏的那些女主？但他到底是孱头，虽已觉察独子生母那拉氏野心勃勃，却不敢效法汉武帝或北魏先帝立子杀母，仅在临终前给皇后一道密谕，说是身后如发现嗣君之母骄纵不法，便可将她处死。但皇帝既不能执法于生前，却要皇后行遗诏于身后，岂非言必不行吗？

既然连自己的妻妾也管不了，那么这位皇帝还能“治国平天下”吗？咸丰朝统治中国十一年半，对中国面临的内乱外患，尤其是欧洲列强侵略已亟的外患，束手无策，可想而知。

然而这个皇帝生于清英鸦片战争前九年，六岁接受师傅杜受田的卫道教育，至十九岁，已被灌输于满脑袋的官方朱子学成见，“尊君卑臣”、“用夏变夷”、三纲五常之类。当然脑中也充斥着唯恐“西夷”改变满清祖制的忧患意识。他即位后，对于已经占领南国的太平军造反，似乎不那么紧张，由遣官军镇压到许可湘淮士绅组团练打内战，都显示某种自信感。但他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自始便惊慌失措，尤其害怕英法俄美等国遣使驻北京的要求。从道光三十年闹到咸丰十年，这个皇帝给沿海诸省督抚，发布了无数谕旨，焦点即在制止西方列强入京修约或设馆。由此反而促使在欧洲敌对的英法与沙俄，面对满清拒绝其使节入京，结成了“统一战线”。因而咸丰十年（1860）的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或称清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变得必不可免。

拙著《从乾隆到嘉庆》、《道光帝和他的首相》（均见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已对晚清初中叶的这个时段的思想文化史，有过考察，此不赘。

晚清由嘉道至同光那近百年，中西关系已处于非战不可的过程。咸丰朝正处在这个过程的转折点。他的朝廷如何对付显然需要再研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重读近代史》

例如，中投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在2007年获得了百仕通(Blackstone)的大笔股权，有人因此产生了对政治化投资的恐惧，也有人担心接受投资的一方会面临公布敏感技术的压力。中投以及来自海湾国家的那些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银行资本重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科威特投资局(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与伯克夏-哈萨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合作，帮助美国陶氏化学(Dow Chemical)收购Rohm & Haas，这一迹象表明，即使在信贷危机束缚了高杠杆率私人股本的手脚之时，这些基金仍然能提供资金，帮助美国企业进行重组。

主权财富基金既是目前金融危机的部分问题所在，又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法。全球贸易及投资的转变加速了储备增长，抑制了全球利率，并且通过逐利渴望以及杠杆原理，提升了风险资产的价格。从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到美国次贷灾难，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这种局面导致了对不良信用的过度借贷。在这样的债务危机之后，信用坍塌，银行需要资本重组。

要想掌握主权财富基金的影响力和复杂性，并确保其积极特性不会在一片喧嚣之中迷失，不偏不倚的分析显得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一些概念。央行持有外汇储备是，以便保持经济稳定。如果出口价格下跌，稳定基金就会用以支持经济活动。国家开发银行发行债券，资助国内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主权财富基金将超额储蓄投资于海外，以增加国家财富。

主权财富基金有两个重要的类别。大宗商品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实际上是用自然资源资产换取外国资产，其资金来自国有企业的利润。它们的机会成本是未开采资源的价值，因此，它们具有长期眼光。高储蓄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一般通过央行借入居民盈余，而这些国家一般实行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与私募基金一样，它们必须超出一个最低收益率，即国内外利差与汇率趋势之和。第一种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来自中东地区，第二种主要来自亚洲国家。

有人希望主权财富基金不断增加资金供给，帮助支撑西方资产价格，但他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基金的增长已经开始放缓。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的冷却意味着主权财富基金国家的上述不平衡在缩小、国内支出在增加，同时，对外投资也在减少。举例来说，中投公司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实际只有600亿美元可用于海外投资。

此外，对主权财富基金的争议不大可能会烟消云散。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审查在过去半个世纪之所以很有限，是因为它们来自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之下的小国。但如今，新生的大型基金都来自美国的潜在对手，如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或许尚未克服地缘政治的恐惧。主权财富基金提出了哲学难题——公有制如何才能与私有化的资本市场相协调？

因此，为了提高回报率，主权财富基金必须继续从债权向股权转变，实现投资多样化——但出于政治考量，安全性仍然是第一位。通常来说，资产配置应该反映全球基准；严重偏离会非常冒险，只由特殊情况下才可行。

主权财富基金将会继续存在。大选候选人可能会煽动反对情绪，但由于全球金融稳定及经济增长的共同利益，东道国和主权财富基金所有国政府将会建设性地交往配合。

主权财富基金将会继续向私人部门的同行靠拢；发展合作关系，与东道国投资者保持动机一致，以管理证券资产组合或战略股权，并且缓和政治紧张；同时引进有绩可寻的外部人才，帮助发展国内的技能。

投资银行、基金公司以及私人股本投资者将会继续与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交易——这些基金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能够补充其自身技能的不足。总之，主权财富基金将会继续把美国的公债转化成全球股权资产，帮助恢复稳定，并为投资以及增长提供资金。

阿那布•达斯是投资银行德利佳华(Dresdner Kleinwort)全球新兴市场及外汇研究部门的主管。

译者/秦月

耶基斯和多德森不断变化着电击强度：一些老鼠总遭到强烈的电击，而另一些老鼠的电击总是很微弱。学习最快的老鼠，是那些所挨电击的强度介于微弱与强烈之间的。当学习的“激励”过大，反而产生不良效果。

关于老鼠说得够多了。那对于受到酬金激励的人，情况是否一样？为了回答该问题，丹•艾瑞里(Dan Ariely)、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乔治•勒文施泰因(George Loewenstein)及尼娜•马扎(Nina Mazar)等四位经济学家来到印度农村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清楚，由于实验的志愿者非常穷，会更容易支付足以让他们“头晕手抖”的报酬。

如果志愿者能够完成各种各样心理上及身体上的挑战，研究人员还会支付额外奖励。任务范围包括身体方面的，例如朝一个目标掷球；还包括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挑战，例如玩Simon——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种玩具，要求玩家记住一连串的颜色顺序。

正如耶基斯和多德森的老鼠，实验参加者也受到低、中、高不同等级的激励。一些参加者能赢得不超过一天的收入，其他的是大约两周的收入，而那些有机会赚得最多的，理论上讲本可以得到大约六个月的收入。不过他们没有：反而因为压力而窒息。

那些获得低等或中等奖励的志愿者赢取了酬金总数的35%稍多，而能够得到最高奖励的志愿者崩溃了，只赢取了不足20%。（如果地狱是由行为经济学家设计的，那些罪人会被迫玩Simon来救赎灵魂。）

然而，人们不必通过折磨印度村民来观察压力下的窒息；折磨职业足球运动员更有趣。首选折磨就是点球决胜——目前，在包括最近的欧洲冠军联赛和世界杯决赛等最重要的赛事中，点球决胜被广泛用作平局决胜制。

在点球决胜中，各队轮流设法从罚球点射门得分。这可能会为第二支球队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大多数点球都会成功，因此，第二支球队倾向于一直试图去追赶，而不是去领先。

在1970年至2003年间，哪队先开球是随机抽取的。自2003年起，通过掷硬币来给一位队长机会，让他选择先踢还是后踢。这个规则变化为若泽•阿派斯特圭(Jose Apesteguia)和伊格纳西奥•帕兰乔斯-韦尔塔(Ignacio Palacios-Huerta)这两位经济学家提供了机会，来研究极高赌注环境下的压力。

他们发现，2003年以前，被选中先踢的幸运球队获胜机率超过60%。这是个极大的优势，职业球员们也非常清楚这点。自从规则变化后，大多数获得选择权的队长都选择了先踢。

但也有例外。最近，意大利队在一场点球大战中输给了西班牙队，之前，他们的队长吉安路易吉•布冯(Gianluigi Buffon)赢得了掷硬币，而选择了后踢。他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作为球队的守门员，如果他的队员后踢，他就能先上场。无论原因如何，这个选择失败了，与历史记录相符。

阿派斯特圭和帕兰乔斯-韦尔塔教授对这个结果很满意。想必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得到了有力证明，而非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

译者/陈云飞

当温家宝今年1月份视察一家飞机制造厂的时候，这位地质学科班出身的中国总理利用这个机会，就研制大飞机的问题向围拢在一旁的工程师们发表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讲话。

不到4个月之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简称：中国商飞）挂牌成立。温家宝在一次讲话中鼓舞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制造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飞机”。

温家宝还说到：“让中国的大飞机飞上蓝天，既是国家的意志，也是全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所谓的大飞机，是指150座以上的客机。中国政府已将在2020年前制造出自己的大型客机确定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国家产业政策，旨在减少对波音(Boeing)和空客(Airbus)“双寡头”的依赖。中国商飞的注册资本达190亿元人民币，此外，它还可依靠政府和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雄厚财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在“民族制造”的言辞背后，中国官员们正在努力淡化中国商飞对现有两个飞机制造业巨头的威胁。波音和空客都派高管出席了中国商飞5月初的成立典礼，且两者都希望成为中国大型客机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商。

中国商飞的总经理金壮龙表示：“大型客机项目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研制成功，也不会对空客和波音构成威胁。”而其他官员也表示，中国可能需要至少20年的时间才能参与国际竞争，而且他们预期，即便到那时，波音和空客仍将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中国市场也是如此。

显示中国在这一领域远远落后的一个迹象是，在谈到发展大型客机所必需的技术时，金壮龙表示，中国商飞愿和国外企业展开紧密合作。

金壮龙接受国有媒体采访时称：“公司将坚持开放政策，在机载设备和系统、发动机等方面开展全球采购、合作研制等措施。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互利互赢。”

作为它的任务之一，中国商飞已经接管“21世纪新型支线飞机”（Advanced Regional Jet for the 21st Century，简称ARJ21）项目。该项目被视为中国大型客机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不仅锻炼了大飞机的研究、开发、制造能力，也锻炼了将中国大飞机销往世界的营销能力。

首架ARJ21飞机于去年12月在上海亮相，中共政要和业内官员出席了这场精心安排的仪式。白色、90座的ARJ21-700飞机被命名为“翔凤”，意为“飞翔的凤凰”(Flying Phoenix)，国家电视台对它的亮相进行了直播。

大型国有企业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China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I，简称：中国一航）的总经理林左鸣表示：“ARJ21让我们融入了世界航空……它要取得最后的商业成功，还将面临新的征程。”中国一航是中国商飞的主要股东之一。

翔凤在首飞前还面临一场硬仗。由于零部件供货延迟（细节不明），翔凤的首飞被推迟半年，至今年9月份或10月份。虽然这款飞机被誉为中国工程学的胜利，但是其80%的零部件都来自于国外供应商，包括引擎、制动器、液压和空调系统。

迄今，中国已收到180多架翔凤订单，但几乎所有订单都来自热衷于取悦领导的中国国有航空企业。由中国深圳航空(Shenzhen Airlines)与美国梅萨航空集团(Mesa Air Group)在去年10月合资成立的鲲鹏航空(Kunpeng Airlines)将购买多达100架翔凤，而截至去年年底，鲲鹏航空仅有两架50座的庞巴迪(Bombardier) CRJ-200客机。作为引擎提供商，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也答应购买5架翔凤，并拥有再购买20架的选择权。老挝航空(Lao Airlines)已签署意向书，计划购买两架翔凤。为了让购买者的名单显得更长，中国一航新近成立的合资公司幸福航空(Happy Airlines)同意购买10架。

来自政府最高层的强力支持，以及针对国外支线客机征收超过20%的进口税（相比之下，大型客机的进口几乎免税），可能会帮助翔凤赢得通往成功的征程。毕竟对飞机制造商而言，中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前途的市场。

波音预测，由于国内航空客运量的年增幅接近9%，中国未来20年将需要3400架新客机，使得中国的客机总数到2026年提高3倍，达到4460架。

如果中国可以维持这种增长速度，它将超越北美，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航空市场，而这更让制造国产大型客机成为中国领导人刻不容缓的任务。

不过，尽管政府官员们坚称翔凤将遇有强劲的国际需求，可他们会发现，很难强迫海外的航空公司购买未经考验的中国飞机，特别是翔凤目前还面临着其它支线客机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争——如加拿大的庞巴迪、巴西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俄罗斯的苏霍伊(Sukhoi)和日本的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y)。

译者/何黎

分析师指出，试图判断短线走势的投资者将使自己面临这样的风险：既无法摆脱亏损境地，又错失了反弹时机。

“在股市走势不明朗的时候，人们会倾向于推迟作出投资决定，或是抛出现有的持股，以期在股价下跌后重新买进。”富达国际基金(Fidelity International)英国零售业务执行董事彼得•希克斯(Peter Hicks)表示，“理论上讲，这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想法，但在实践中却很少奏效。”

投资者面临的一个障碍是，市场下跌以及其后出现的反弹，往往发生在短期内。

希克斯表示：“因为上涨往往就在下跌前、或下跌后发生，所以试图避开下跌的投资者，很可能会错过最佳的上涨行情。”

其中的风险在于：人们在股价已经大幅下跌后卖出，而后没能及时买回，以抓住上涨的时机。

金融咨询机构Edward Jones的市场策略师凯特•沃恩(Kate Warne)表示：“我们常常发现，人们几乎完全选错了时机。”

富达的研究显示，投资者长期留在市场，胜过不断找时机买入和卖出。就英国股市的整体表现而言，上涨的天数少于下跌的天数。

例如，如果15年前在英国股市投资了1000英镑，不去动它，到上月底，这笔投资的价值将增至3260.58英镑。但是，如果错过10个表现最佳的交易日，这笔投资的价值将是2147.09英镑；如果错过40个最佳交易日，这笔投资的价值将跌至885.32英镑。

专家们的感觉是市场现在已经处于超卖状态，可能在某个时候会出现反弹。本周，标准普尔500指数和英国富时100指数均正式跌入了熊市区域，较去年秋季的峰值水平跌逾20%。

他们认为，目前股价看起来有吸引力，但准确判断反弹何时出现十分困难。

“如果投资者很勇敢，希望抓住反弹机会，目前可能是很好的时机。”F&C英国增长与收入基金的经理特德•斯科特(Ted Scott)表示，“市场进一步超卖的可能性很小。”

不过，他仍认为短期内可能出现新低，投资者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从技术角度来说，股市目前处于熊市，但从经济形势来看，我们仍未出现衰退。”他表示，“如果真的出现经济衰退——这种可能性偏大——股市可能进一步下挫。”

他表示，如果投资者把眼光放到5至10年，目前可能是一个投资的良机。

Killik & Co的米克•吉利根(Mick Gilligan)表示，准确找到市场的底部一向极其困难。他指出，富时指数今年每一次跌至低位，同一天往往紧接着出现大幅上涨。

他建议投资者不要试图过度准确地把握市场的底部。“试图预测绝对高点和绝对低点的时间非常困难，没法做到。”他表示，“未来3至6个月可能是入市的好时机。”

把握市场的绝对底部，也意味着在市场人气极其低迷之际买进。沃恩表示：“在这个时候投资，会感觉非常惊慌。”

投资者倾向于在有信心的时候买进股票，在感到不安的时候转投更为安全的资产，如现金。

Barclays Stockbrokers的数据显示，本周多空力量基本相当，表明投资者仍不确定市场的走向。

吉利根认为，投资者的最佳选择是长期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组合，在他们认为投资组合超买的时候减仓，在感觉超卖的时候增仓。

他表示：“危险在于，当出现超买的情况时，投资者过早地全部清仓。”

他强调根据公司基本面因素——估值和增长前景——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性。做出决定之后，再利用市场时机“巧妙地找出市场中的买点和卖点”。

译者/岱嵩

然而，自从4年前当上中欧媒体公司(Central European Media Enterprises)的首席执行官，加林遇到了41年职业生涯里最大的挑战：这个公司的员工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在电视广播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如何将这家公司转变为业内增长最快的盈利企业之一？

加林最近刚过62岁生日。他表示，当时他接管的是“一群仿佛在牢笼里生活了70年的人”，多数人不敢将脖子伸出来，“因为如果他们这么做，就会掉脑袋”。

为开拓中东欧地区的巨大潜力，加林必须创造一种“敢于冒险、不怕失败”的文化。他的成功让各大媒体公司羡慕CME，并为该地区其它企业树立了一个样板。

加林表示，对于一家创意企业，厌恶风险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他认为，目前西方电视广播公司之所以处境艰难，保守主义与观众分化是同样重要的原因。他表示：“电视广播网正处于失速螺旋，尤其是在美国。”加林曾在Furman Selz及荷兰国际集团(ING)当过11年的投资银行家，为NBC环球(NBC Universal)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媒体公司提供顾问服务。

相比之下，在中东欧地区，传统电视网仍在显著增长。这是受到该地区经济苏醒的推动。CME去年营收增长39%，盈利更是劲升46%。该公司预测，今年这两项指标仍将增长30%以上。

这种情形并非CME独有。根据Informa Telecoms & Media的估计，到2013年，该地区付费电视行业的营收将比2007年的56亿美元增长逾一倍，达到120亿美元。加上以广告为收入来源的电视广播公司，5年内这个市场的规模将达230亿美元。

在雄心勃勃力图改变CME文化的过程中，加林抵挡住了引入西方管理人员的诱惑。他估计，在3300名员工中，只有23人来自该地区以外。

CME成立于1993年，创始人罗纳德•罗德(Ronald Lauder)是化妆品巨擘雅诗兰黛(Estee Lauder)的继承人，并曾担任美国驻奥地利大使。到2004年，CME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等地拥有了一些独立电视台。在这些基础上，加林“创造了一种员工感觉是在为CME工作、而不只是为新闻部门或TV Nova工作的文化”。

他最先采取的举措之一，是授予各部门主管股票期权，旨在将报酬与个人及团体绩效挂钩。

下一步是推动各个部门的合作。加林表示，这方面向来不是媒体集团的强项。而鉴于CME总部设在伦敦、在纽约股市上市、在6个国家拥有17个频道，该公司面临的挑战尤其重大。但是，该公司极力提倡使用视频会议，鼓励高管与新闻主管之间定期开会。

鼓励本地管理人员进行合作，部分也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很难达到规模效益。加林开玩笑说，其中有些国家如此之小，以至于用巴士直接把人们拉到足球比赛现场，比开通一个收费体育频道还便宜。

加林承认，合作的机会有限。“所有媒体都是本地的，”他说，这话借鉴了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对于政治的见解。他表示，文化敏感性意味着，在合作方面，电视比其他什么行业都难，因为“在罗马尼亚人们觉得好笑的事，在捷克共和国未必让人发笑”。

出于同样的理由，CME多数频道均由广播所在国家的本地管理人员运营。他们中有许多人将自己业务的部分股权售予CME后加盟该公司。“如果你要卖房子，你关心怎么拿到最高的价格；但如果你要出租房子，你关心合住的人是谁，”加林用这一比喻来解释，在CME去年在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与乌克兰买下他们业务的少数股权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仍然留在该集团。

有一回，这种合作模式出了大问题。1999年，由于与一个合伙人不和，CME失去了对捷克电视台TV Nova的控制，后来将捷克政府诉诸法庭，才于2003年收回这家电视台。有一阵，这场纷争几乎拖垮整个公司。

但是，这种模式也让CME找到了加林的接班人——艾德里安•瑟尔布(Adrian Sarbu)。加林将于2010年1月到任。瑟尔布曾当过电影导演，于1995年将罗马尼亚Pro TV的一笔股权售予CME。加林表示，瑟尔布是“我所认识的第二个最有天赋的广播人”。第一个是CBS首席执行官莱斯•穆恩维斯(Les Moonves)，曾任洛里玛节目总监。

有感于中东欧广播行业最稀缺的就是人力资源，瑟尔布在罗马尼亚创办了一所媒体大学，专门培养导演、演员和制片人，以供CME及其他广播公司进一步发展之用。加林表示：“他知道他在培养竞争对手。”但是，如果没有极差的企业拖后腿，整个行业将会发展壮大。

营造人才济济的行业环境，应有助CME提高本地节目质量。加林同时希望，与美国电视广播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也会有所助益：通过从它们的库藏中挑选被遗忘的连续剧，按联合制作协议进行重拍，CME可以提高其本地语言节目的质量。美国合作伙伴则可借此涉足这个他们本身不了解、但增长势头诱人的市场。

目前，投资银行家正在物色合适的目标，以使美国媒体公司获得本土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快速增长机会。CME的成长及其38%的经营利润率，使其成为人们猜测的对象。

新闻集团(News Corp)正活跃在CME所在地区的周边市场。同时，CME已在与两家欧洲电视广播公司——RTL与MTG正面交锋。

在有关广告业务低迷的担忧正影响西方电视广播公司的市场估值之际，加林确信CME将继续取得增长。他指出，CME所在市场去年人均电视广告开支不到18美元，而西欧为75美元。另外，CME四分之三的广告客户是在推销普通包装的商品，如食品与化妆品，而非奢侈用品。他说：“成熟的广告市场卖汽车，而我们卖肥皂。”

加林刚到CME时，发现在互联网方面，这家电视广播公司“与其它所有同行一样，错过了船期”。

但鉴于中东欧市场的状况——人们可支配收入较低以及风险资本融资极少——意味着“我们的船仍系泊在码头上”。

此后，CME急切地跳到了互联网这艘船上。在罗马尼亚的Pro TV每天24小时在线播放节目，在捷克的网站tn.cz张贴用户自创的内容，并提供色情八卦新闻。

今年5月，CME收购了捷克最大博客网站的运营商Jyxo。加林还对旗下斯洛文尼亚门户网站24ur.com所制作的高清晰视频大加赞赏。他说：“我将这个展示给YouTube那些人看，他们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凭借共用的技术、全员分享专业诀窍的做法以及向先进网络市场学习的能力，CME的新媒体资产“现在能够游刃有余地实行一种综合性的策略，这在以前我们单凭自己是无法企及的”。

译者/岱嵩

然而，他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帝国建造者。他是个谜一般的人物。一方面，他彬彬有礼，穿戴合宜，言辞温和，喜欢坐在办公室隔壁的大钢琴前弹奏经典曲目；另一方面，他被视为全球最冷酷、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大亨之一，也是自己所在的行业迄今最为成功的人士。

6月30日，他再次展现了自己强硬的一面。在涉及捍卫自己的形象、利益和股东时，阿尔诺是一个好打官司的人——这个特点可能是他年轻时在美国房地产和建筑市场工作时形成的。

作为法国首富，他有好打官司的资本。阿尔诺把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公司Ebay送上法庭，由LVMH控告它未能尽力杜绝假冒商品的销售。对于LVMH旗下的众多奢侈品牌以及整个奢侈品行业而言，假货现在是最大的问题之一，LVMH旗下品牌包括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芬迪(Fendi)和迪奥(Dior)等，更不用说酩悦香槟(Mo?t & Chandon)、Krug香槟和轩尼诗(Hennessy)了。

阿尔诺6月30日在法庭上胜诉Ebay而获得的赔偿（6000万美元）并不是真正的重点。此案旨在向外界传递一个警告信号：奢侈品牌能够因没有采取足够促使防范假货销售而起诉Ebay等大型分销商，并能胜诉。

几年前，阿尔诺再次展现出了他美国式的敌对商业策略，成为欧洲把大型投行及其明星奢侈品分析师——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分析师克莱尔•肯特(Claire Kent)——送上法庭的第一人，指控他们在古姿(Gucci)争夺战中存在偏见，支持其法国主要竞争对手弗朗索瓦•皮诺(Fran?ois Pinault)。去年，双方达成庭外和解。但阿尔诺再次达到了目的。现在，在说到或写到他的集团时，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这一切在法国企业中并不多见。但阿尔诺从未向法国传统低头。在起步之初，他并不属于巴黎商界。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如今，这位59岁的大亨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与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之间的亲密友谊更增强了他的影响力。

但让我们从头说起吧。他的家族在法国北部拥有一家中型建筑公司。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拿到数学和工程学位后，阿尔诺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而是加盟了自己家族的企业，培养自己的创业精神，然后前往美国。回到法国后，他在35岁发起了自己的第一宗企业收购。

这第一笔交易构建了他实现远大目标的战略雏形：通过收购古老但脆弱的家族品牌，打造一个跨国奢侈品综合企业。他接管了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的所有者——破产的纺织集团Boussac Agache Willot。在将Boussac分拆为Bon Marché百货店和迪奥后，阿尔诺利用迪奥进入了LVMH。

当时，通过路易威登和酩悦-轩尼诗的合并，这家奢侈品集团已经建立。阿尔诺利用1987年的股市崩盘，购入了该集团43%的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在威登家族族长亨利•拉卡米耶(Henry Racamier)与酩悦-轩尼诗温和的首席执行官阿兰•舍瓦利耶(Alain Chevalier)之间爆发激烈的权力争夺战时，他抓住机会，获得了管理控制权。

此后，他继续扩大着LVMH的品牌组合。他利用另一场家族纷争，控制了Ch?teau d'Yquem——它可能是全球最为著名的甜酒，也是通常饮食有度的阿尔诺的最爱。他曾试图染指古姿，但经过了一场近年来最为残酷的竞购战后，败给了法国竞争对手皮诺。

即便如此，阿尔诺仍可以宣称自己确立了奢侈品行业的趋势。皮诺和卡地亚(Cartier)的所有者历峰(Richemont)等，一直在仿效阿尔诺积累品牌的做法。他还可以声自己仍然是奢侈品行业的领军者——LVMH目前员工超过7万人，去年实现收入165亿欧元，净利润20亿欧元，市值约为317亿欧元。

他的商业箴言很简单：“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地点。”但尽管阿尔诺的商业作风精明而务实，但他身上似乎也有像他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易于出现的自负问题。他富有魅力，但也可能浑身带刺。他是一个战绩显赫的猎手。作为一位造诣极高的艺术品收藏家，他创建了路易威登当代艺术品基金会。他现在还是一位报业大亨，从英国《金融时报》的所有者——培生(Pearson)手中买下了法国领先的商业报纸《回声报》(Les Echos)。尽管此举颇有争议，但阿尔诺表示，他无意干涉该报的编辑独立性。

阿尔诺曾两度结婚，育有5子。他现在变成了一位维权股东。美国Colony Capital基金曾请他加盟，共同购入法国零售商家乐福(Carrefour)的战略股权。家乐福是全球第二大零售商，仅次于沃尔玛(Wal-Mart)。现在，Colony和阿尔诺家族的投资载体已成为家乐福最大股东，在家乐福董事会拥有3个席位。阿尔诺似乎再次利用了家乐福控股家族股东哈雷(Halley)家族之间的纷争。迄今为止，这笔投资令人失望。阿尔诺和Colony去年以每股约45欧元的价格购入家乐福股票。而今家乐福股价已跌至38欧元；账面损失约为8亿欧元。

阿尔诺仍认为家乐福存在长期机遇。他的一位关系最亲密的顾问曾建议，这位奢侈品大亨应专注于本行业。他指出：“阿尔诺在奢侈品行业以外的冒险从未戴上荣耀的王冠。”但阿尔诺有犯错误的本钱。

下一步呢？阿尔诺显然愿意给自己的奢侈品牌组合再添一名成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关注爱马仕(Hermès)、香奈儿(Chanel)和阿玛尼(Armani)。这些品牌都没有挂牌出售，但这不能阻止阿尔诺去憧憬。他还提出，如果英国《金融时报》挂牌出售，他可能也会感兴趣。这不仅因为英国《金融时报》是“上帝的”金融圣经；阿尔诺可能会把它视为另一个奢侈品牌。

译者/梁艳裳

尽管我希望自己能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更多新鲜事物，可我仍然要承认“刻板印象”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把很多人在电影院里的身份不知不觉就从观众变成了评审：印象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诸葛亮把“略懂”挂在嘴边，我们就不同意了；印象中一直妒火中烧的周瑜想要和诸葛亮一起冷静一下，我们就笑翻了；印象中温柔如水的小乔采取全身紧逼把夫君包成人肉粽子，我们就摇头了……

即便是小学生面对一道命题作文，都知道要写出新意，就好像今年上海高考题《他们》，有位考生不知是真的有感而发还是纯粹另辟蹊径，写的是“发廊妹”，勇得高分。吴宇森拍《赤壁》，也是一道命题作文，吴同学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写“他们”，梁朝伟的周瑜放大了他的大将风范，金城武的诸葛亮着重体现了他的初出茅庐，林志玲的小乔合格地当好了花瓶，有何不可？

吴宇森拍电影毕竟不是上“百家讲坛”，而观众看大片，也多半是冲着娱乐，如若还要带着编历史教科书般的严谨和苛刻，就有点自套“紧箍咒”，庸人自扰之了。况且，拍电影若没有戏说，就好像烧菜少了调味，故事就不容易好看，人物也不容易丰满。这其中倒看出吴宇森的“胆大包天”，一部投入“令人发指”巨资的商业片，还要如此挑战观众的固有经验，放入如此多的文戏和笑料，真是“险招”。

好在中国观众捧场，叫骂有，叫好的也有，这部华语电影史上投资6亿的最贵大片的上集已经11天内票房突破了2亿元，想要真正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吴宇森的《赤壁》还指望着到西方观众那里捞金子。尤其是对于美国观众来说，能选择看一部需要盯着字幕才能看明白的外语片，已经是非常“知识分子”的表现了，所以故事一定要讲好，人物个性一定要鲜明，对白一定要有点幽默感，才能让人觉得“值回票价”。

其实我倒很希望自己是老外，脑子里一张白纸，权当上下集合二为一的《赤壁》是一部古装动作片。因为《赤壁》（上），专为“地球人都知道”的中国人讲三国，长达两个半小时，以好莱坞式的幽默挑逗观众，硬伤还是不少，反倒露怯。有些能笑的就一笑而过，至于从天而降的“萌萌”，让人想不通，所以只能无厘头地嘲一句：“给马取名萌萌，需要理由吗？” 毕竟，质疑吴导的逻辑能力及智商，就有点太拆台面了。

《生活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