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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城市群的智慧发展蓝图

智慧城市群的目标是为了弥补城镇化发展所暴露的短板,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而西门子在智能基础设施领域所具有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将有助于中国发展智慧城市群。

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的同时,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科技不断涌现。在国家鼓励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带动下,城市群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契机。未来的智慧城市群是什么样的?衡量智慧城市群的标准又有哪些?如何更好地推动区域内部的互联互通?来自不同领域的三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以及上海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研究中心主任杨晓光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分享了他们对于智慧城市群的独到观点。

在中国“十三五规划”以及“新常态”的大背景下, 2016年底出台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首次提出了智慧城市群的概念,明确提出了特大型城市要对标世界先进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认为,无论是城市群,还是智慧城市群,这在中国都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城镇化发展所暴露出的短板,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形成一个产业聚集带,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产业走廊,更好地带动城镇化发展。

过去,城市普遍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容易导致产业同质化、资源不配或错配以及经济发展不协调。打造城市群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进行资源、市场和资本整合,目的是形成一些综合优势。

在谈智慧城市群的定义之前,邬贺铨首先明确了要实现智慧城市需要达到的标准。他认为:“智慧城市首先应该是创新城市,可以吸引创新人才聚集,产生创新效益。第二,它是产业发展的城市,没有产业,就没有政府财政。公共服务也需要政府财政投入。第三,它应该是有文化的城市,必须让市民有一种文化归属感。第四,它是开放包容的城市,对外来人口开放,而不是狭隘排斥。第五,它是绿色生态的环保城市。第六,它是互联共享、以人为本,市民参与城市管理,让百姓有‘获得感’的城市。”

只有满足上述几点,才能算得上是智慧城市。他还指出:“要实现智慧城市群应不只注重单个城市的发展,还要着眼于区域内部的农村。潜在的含义就是希望城市带动周边的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市群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对于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上海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研究中心主任杨晓光提醒,在实施过程中,切忌停留在炒作概念的层面,也不应操之过急。

“城市群发展需要城市之间建立很强的关联性,这体现在物理空间和文化与经济的紧密关联度,当然交通和产业也包括在内。”杨晓光说。

在他看来,一座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交通。交通把城市各个空间连接了起来。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发展不错的城市,其交通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更何况城市群呢?

杨晓光认为:“智慧城市群的本质可能不是交通,但交通将是确保其实现的一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我们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物移云大智’(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也将进一步导致未来交通运输系统,以及城市乃至城市群的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强调打造智慧城市群的关键是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于目前各区域和机构之间信息不够透明,还没有实现互联互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息孤岛”现象。

他指出:“我们必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相信在利润的驱动下,最终一定会有企业打破‘信息孤岛’的局面,移除阻碍信息流通的壁垒。”

所以,他建议企业花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做内容。这里所说的内容指的是医疗、教育、体育、传媒等公共服务信息和数据。因为这部分数据和信息对于城市管理者和市民而言价值极大,企业完全可以从中获利。

郑新业认为,诸如西门子这类在智能基础设施方面具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跨国企业,支持中国发展智慧城市群的一个潜在好处是,提供城市建设、交通服务等信息和数据的过程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用户的需求。当你提供的信息产品对政府、企业和居民产生实实在在的正面影响后,良好的口碑就会建立起来。

杨晓光则建议可以尝试做一些智库性的工作,比如设立“智慧城市群研究院”,研究智慧城市群的内涵,明确其基本架构。

因为在技术方面,各大企业都在不断推陈出新,但真正缺少的是整体解决方案。实际上,诸如参与顶层的规划设计、提供技术方案、资本融合以及面向服务和管理的系统最佳运用等领域,像西门子这样的跨国企业是应该有所作为的。

杨晓光说:“跨国企业也可以尝试联手社会资源,做出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今后的十几年中,新的概念和技术会不断涌现,中国本土企业在产品制造方面不会落后。外企可以做的,同时具有优势的,是系统和集成。”

目前,中国的各个城市群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主要就是“大城市病”,譬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以及区域内的社会治理、均衡发展,邬贺铨认为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挑战。

他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谈道:“较长三角、珠三角而言,京津冀内部城市间的差距更大,应对大气污染和产业转移的压力更重。珠三角这几年基本摆脱了‘来料加工’和低端产业。长三角本来发展也是外向型居多,这几年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方面走在了前面。”

所以对于京津冀而言,他指出“作为重化工基地的河北处于‘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的核心位置,如何去产能,同时又避免河北经济下滑,致使就业压力骤增,这是一道很大的难题。”

由于京津冀城市群是最近几年才提出并推进发展的,所以杨晓光认为,单从物理空间上看,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度还是很密切的,但京津冀区域内部发展差异较大,还需要有效协同和整合。

他说:“不同区域城市群的整合不仅涉及到地理上的相近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还与其文化背景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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