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当下去谈论教育，教育的理想和本质似乎时时在与竞争激烈的现实处境妥协。出路在哪里？不只是一个家庭和两代人的问题。“不甘躺平、不愿内卷”是否还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近期FT有教无类将以音频形式推出和一线教育从业者的系列对谈，关注教育领域最前沿的观点与实践，寻找既不内卷也不躺平的生长地带。
做客第一期谈话的嘉宾是科莱美特气候青年的秘书长张思璐。科莱美特气候青年是一家聚焦于气候变化教育的公益机构。它的前身是2007年由一群关心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中国青年发起的“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2009年，被喻为“人类最后一次机会”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COP15）由于谈判僵持，最后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强行通过《哥本哈根协议》，而被视为一场失败。
在当年，国内对“气候变化”这一概念的认知程度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哥本哈根大会的争议变相牵动了“气候变化”在国内舆论场上的第一次“破圈”。在这之后，如何把“气候变化”这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话题与中国年轻人实际的生活、学习和职业发展连接在一起，成为了这群青年的方向。
16年间，他们通过实地调研、论坛、校园活动影响了超过500家高校的学生社团。思璐告诉我，一方面，气候谈判确实看起来是与一件全球国际治理有关的，有点不“落地”的，很“高大上”的事，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能让当下的年轻人和外部世界交流，去理解国际社会的机会。“通过教育，青年人可以学会群体沟通办法，学会自己去表达观点，和别人沟通，对于不同意的部分学会做一定程度的妥协，达成共识，去推进共同的目标。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刻意练习的。”
气候变化教育，是在教什么？
FT中文网：其实我个人在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类“自然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这样的概念，在欧洲发达国家甚至还有一些森林学校。面向青年的气候变化教育是什么？学生可以从中培养什么样的素质和能力？在以知识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运行模式下，主动去接受气候变化教育意味着什么？
张思璐：大家好，我是张思璐。我是学社会学的。关注气候变化的人可能都听说过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我们机构是在2007年成立的。发起人是当年的一些大学生，他们想影响更多的大学生来加入这个议题，让气候变化变成一个更主流的话题，大家共同去迎接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COP15）。在国内，下一个讨论气候变化的“小高潮”我认为可能就是在2020年我们国家提出双碳目标之后，“碳中和”的目标就带着“气候变化”一起成为越来越主流的议题。作为公益机构，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希望让更多的青年参与到一个怎么样的讨论当中？怎样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当中？怎么去通过项目来把这个目标落地？其实，做事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当下的社会背景和场景之下。这个场景就包括这个议题发展程度，青年群体在当下的状态等等。
FT中文网：我们首先来厘清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气候变化教育它是什么？它的教育目标和它的教育方法是什么？和传统的自然教育、自然学校这些概念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张思璐：自然教育、环境教育已经有很多的同行去做了。我会很简单地觉得自然教育是一个让人走进自然去接触和体验，从而获得教化。环境教育可能有更多的科学知识点需要学生去理解，比如污染的产生、环境保护的历史......它的内容可能会更综合一点。气候变化教育是植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习者去了解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让学习者有能力去做出气候友好的，有利于地球家园持续发展的行为。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通过气候变化教育来增强社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的能力，促使人们去选择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对气候变化教育的一个基本理解。我们会把气候变化教育放在一个非正式教育的领域。它会更强调实践，更强调交叉学科，更强调让不同背景的青年互相学习。
我们关注18-35岁的青年。课程、学习活动也根据不同的青年群体自己想要参与学习的深浅程度来设计的。2021年我们研发了一个桌游给那些只能浅层地参与，只能抽出半天来参加活动，没有任何与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知识基础的参与者。他们花半天时间来玩这个桌游，就就能够掌握基础概念和逻辑去参与讨论。我们也会定期去做分享会、观影会等等。慢慢地，有些青年希望能更深度学习，就可以参加调研项目，包括在学校里面调研，还有到乡村里面做田野调查。也会有线上共学的小组，叫“气候共学营”，让学习者通过社群讨论来学习，慢慢学会写出自己对气候相关领域的观点，再通过打磨和分享自己的观点去影响更多的同龄人来关注气候变化。如果有青年觉得自己可能将来在气候领域寻找升学、就业等机会，也愿意花更长的时间深度学习，那他们可以加入我们一个叫“青年工作组”的实习生计划。参与者会花至少半年的时间在里面跟我们一起工作。
我们的教育过程会从三个维度入手。第一是让学习者获得气候变化的知识，不仅有大气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相关的知识，也会有建筑、社会、人文相关的知识。我们不能总是让大家喊口号，对吧？很系统的、很细分的知识体系才能够支持青年去开始讨论事实和观点。
第二是培养技能。技能包括研究方法——你怎么设计一个研究课题？怎么去找文献？怎么去写文章和报告？怎么去组织活动？组织一个活动你要调动哪一些的利益相关方等等......第三就是价值观的层面：人怎么理解自己跟整个自然规律，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价值观的培养会融入具体的项目设计当中。它可能不会是要求你完成一个具体的任务，而是通过我们工作人员工作的方法慢慢去影响他们，让他们去具备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比如，要具有人文关怀，关注弱势的群体，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可以不吝啬多做一点点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去有一个更大的自然观乃至是宇宙观。在一次分享会上，有一位嘉宾就提到，“为什么要我们要去积极的去做自然保护气候变化相关的工作？其实不是说地球很需要我们保护，而是我们人类太脆弱了，我们只能承受这几度以内的温差。”我们很注重把这些思维方式上的讨论融入在项目设计里面。
FT中文网：相比于低年级的学生，青年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需求和特点？
张思璐：现在参与我们机构项目的青年80% 都是在校大学生，还会有一些工作中的青年和少数高中生。18-35岁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在2021年去研发气候桌游，也是在考虑，能不能更多地触达除了大学生以外的青年？比如，能够有一个东西能让我们把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传播到社区里面？比如，我们能不能接触到大概30岁左右，已经在气候相关的领域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我们称之为young professional的人群？
我觉得20多岁的青年处在一个积极去探索和学习的阶段，也初步具备一些主动性和学习能力。对比中学来讲，他们已经开始走进一个独立的状态，慢慢地去独立生活了，开始能够去自主去做一些选择了。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去尝试去影响他们，或者去引导他们走进气候的议题，那或许就能去启发他们在未来的学业、就业方面也能在这方面有所发展。
FT中文网：国外有没有类似的机构或者项目，有借鉴的理念或者是经验？相信思璐也是接触到很多国内外的青年，中国的青年学生和国外的青年在谈论气候变化，去做气候行动的时候，有没有差异？
张思璐：我还是接触国内的青年多一点，比如像我知道香港有一个团体做的项目，就是抓住香港地少人多的特点，在城市里的公共区域找一些空地，去看这些空地能不能去放置太阳能光伏发电板。要做这样的事情离不开前期调研，去看它的可行性，再通过写政策建议的方法等等推动这个方案落地。这个案例还蛮像我们从2007年就开始做的“零碳校园”项目——先去调研学校里面的用电用能情况，再写相应的报告提供给校方，建议校方去做一些节能改造。我也会接触到一些地方的青年，他们会把气候变化跟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跟酒吧合作，设置主题展览，我觉得还蛮有启发的。欧美国家的青年做比较多的就是向政府施压，去到议会上面去演讲等等。当我看到各国家地区的青年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回应同一个议题的时候，能感受到一种团结感和力量感。
FT中文网：去年有一个比较“出圈”的和欧洲的青年气候活动者有关的新闻，是一个环保团体在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用番茄罐头去泼一幅梵高的名画《向日葵》（画作表面有保护层覆盖，没有受到损害）。他们想通过这一行为表达对当地政府在应对生活成本上升、气候危机上的不满。像他们一些抗议的活动在我们的文化看来是比较激进，甚至是不太能理解的。国内的青年他们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些行动上的差异，或者是否会担忧国际上一些比较激进的、吸引眼球的气候行动，会让国内的普遍受众对关注气候变化的年轻人产生负面的印象？
张思璐：会有一点这样的担忧。文化差异导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年轻人去回应问题的行动手法不同。我记得我们老师就以前跟我们说过，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大学生在课堂上没有想好就要抢答，而我们的学生是想了好久都不愿意说话。我们的文化在表达风格上相对含蓄一点，可能比较顾及别人的看法，比较谨慎，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去呈现观点的时候会比较谨慎。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务实，比较踏实。
我们机构做了一个叫“沃土行动田野营”的项目，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介入自然科学，把青年带到一个乡村社区的场景里，让青年在乡村社区里面去发现气候变化的痕迹。我们把这个项目介绍给国内外合作方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这个方法是还挺新颖的。有一位老师就觉得，这或许也是中国青年参与气候变化行动的一个特色案例。
FT中文网：我也了解到你们在做田野调查之前会给学生搭建一些学习的脚手架。他们在去做田野调查之前需要掌握一些什么具体的技能？
张思璐：田野调研是一个很综合的活动。它的目的在于让青年走进一个真实的社区。那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气候和环境的议题，还要关注社区的问题，还要去学习怎么跟这些社区的人打交道，从而去找到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一些痕迹。具体，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思考一个宏观的问题。这是最大的挑战。为了准备这样一个场景，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前期培训，做课程设计，大致会有几个角度：一个是气候变化的知识，尤其是从农村农业的角度，怎么样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第二个是理解社区发展，学会跟社区里的人打交道的方法。真正的挑战在于进入田野之后，怎样在十天的时间里照顾到所有的学院的调研过程和身心状态，看他们怎么样用自己的专业学科视野去理解现实中的问题，又能在这个社区里面找到他们自己的答案。这是最难的。所以我们会配套导师去观察学生怎么跟村民问问题，做访谈。
今年我们在前期培训中邀请了农民种子网络的专家去和学生培训。但是当我们进入到村子里的时候还是会有更多前期没有准备到的，或者超出原先知识储备范畴的知识扑面而来。我们今年去那个村子是以茶叶的种植为主的。那么我们就要去了解茶叶的生长规律是怎么样的？产茶涉及到经济社会的视角，比如，村民是用个人的生产还是合作社的形式生产？生产完之后是怎么样被销售出去的？因为生产形式会影响到种植者选择种什么样的茶。还有，种的茶是不是这个社区的传统的种植物？还是因为某一年的突发因素，比如受到某一政策引导村民才开始去引入不同于当地的茶种......到了一个社区之后，我们还是很容易迷失在复杂详细的知识里面的。
包括比如说认识虫害。可能有村民会反馈，“我们遇到了一些以前不常见的害虫。”当村民告诉你，ta看到了有这种害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马上就得出结论——是因为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害虫种类？其实是不能的。可能你只能说“也许是”，而且你最好多问几个村民才能得出这个“也许是”，或者至少把这个害虫的照片拍下来作为后续研究的比对参考。包括我们讲“气候变化加剧会更容易去引发极端天气”，但是如果你要说“今天这场暴雨就是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这是不行的，它需要更多数据和科学的论证。对各种各样的学科背景的青年在这个场景里面去做这样的调研，挑战是非常大的。
在田野里，青年的角色更多地是观察者，如果他们还能成为一个传播者，其实就很好了，去传播他们所见所闻，传播他们怎么理解气候变化。但十天时间，是很难深度了解一个社区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咨询过一位媒体人的想法，他觉得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抽出十天的时间在一个村子里面去做调研已经算蛮奢侈的了，已经能写出蛮不错的东西了。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地从做研究的角度，至少得在村里呆上三个月、半年，对吧？甚至一年或更久的时间。所以，我们也会常常想着，十天的时间能做什么？
我认为首先是让让社区的村民去发现这些青年在关心气候、关心与小农生态有关的问题，从而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常常讲“意识的提升”“行为的改变”，首先就得让更多人去讲，去讨论、去思考。如果村民不去接触这些讨论，可能就大家就会觉得今年雨水多一点，明年雨水少一点，没什么影响。当青年把这些问题带进来的时候，村民们可能就会去谈起过去 30 年、 20 年整个降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两年或者说这三年有什么样的异常。青年作为观察者、记录者，通过提问、对话，是有把气候变化跟农业的关系带出给更多人去讨论的。我们机构很想去影响这些在做具体事情的人，比如种植户，或者具体的某个合作社，某个基层的组织，无论是公益机构还是基层的政府啊、村委等等，希望他们去把气候变化这个带入到日常的工作当中。
FT中文网：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就业是一个优先级非常高的话题，也是年轻人焦虑的一个源头。我报道教育话题的时候，也能清晰地看到近几年的应届毕业生处于一个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我经常在想其实新一代人的出路在什么地方？你们每天在做青年教育的时候，是否看到了他们去安放自己出路的一些新的机会？
张思璐：我个人觉得现在的青年成长的时代背景条件其实是更好的，所接触的资源所看到的世界是更丰富的。但是，同时他们的处境对比我十多年前读大学的时候会没有那么“好玩”。当然，现在青年也会觉得现在很好玩。可能我会觉得当时的世界更开阔一点。我们会用邮件组来去分享信息，用论坛，现在大家用微信，用社交媒体。现在的平台会有一个推流的机制，你喜欢看什么东西就会被动接受相似的东西，停不下来。但是也有人会很喜欢这种方式。我会感觉至少在没有这种算法推送之前，年轻人更愿意去探索一些新的事物，也更能够去承受一些失败或者浪费。但是现在，因为现实给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变大了，他们更希望知道自己对一件事投入成本后很快地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会有一点消费主义的心态。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样你也可以更有效率地去规划自己的路。这样的生存方法成为主流，仿佛如果我没有能及时抓住一个机会，就是安排好，投入后能看见产出，讲放到一个小框里面，就会很焦虑。我有时候觉得很神奇，能看到一个同学可以在学校上课，同时做两份实习，甚至是三份。
我以为在学校读书已经够忙了，再做一个实习，可支配的时间就已经饱和了。现在的年轻人能做很多事情，可能还要玩，还要去旅游，或者为申请学校或者保研去做更多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青年其实还是挺丰富的，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出路。
FT中文网：气候变化教育它是不是一种精英话语？或者说它不可避免的有精英话语的一面？比如说你要去能够理解基本的气候科学的素养，然后你要有一定的英文能力，检索资料的能力，知道气候谈判是在干什么......
张思璐：与其说是"精英化"，还不如说它看起来很高大上，看起来很不落地。这与气候变化这个学科本身是相关，因为它在讲一个三十年的维度以及更长远的时间内人类要去面对的事。当然是蛮宏观的。我们怎么把具体的行动跟这个宏观的话题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也是一个挑战。所以，这个话题的确会让人觉得有距离感，并且让人以为是不是只有来自富裕家庭，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的人才能接触到这个话题。我在上两周见了一位气候谈判领域的前辈，他就说，很少有议题能像气候变化这样能够促成多国多方的谈判，还能受到全球的这的关注，毕竟可能很多国际谈判都是双边的，在小房间里的。
一方面，气候议题涉及全球治理，对于个人来说确实“有点不落地”“很高大上”；另一方面，它是一个能让更多的青年人参与国际交流，去理解国际社会的一个机会。我们认为，青年的成长跟社会的发展肯定是息息相关的，这个“社会”它一定包括我们自己国家所处的社会。我们国家怎么样在世界潮流里面去发展？我们自己的声音是什么？这些问题肯定会落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各个国家有自主减排承诺。这些承诺是落到各行各业、每个具体的人的身上，个体怎么样去理解这些政策？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开始大力去提倡垃圾分类？除了环境保护以外，垃圾分类有没有可能也是贡献于这个双碳目标的，对吧？其实，宏观的气候行动已经在默默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气候变化这个话题“本土化”？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社会环境，回到青年群体的这个状态里面去做适合他们的事情？
FT中文网：思璐在之前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中有谈到说科莱美特在做的是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为什么连接很重要？教育是一个连接人与人，连接人与更大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我们通过气候教育怎么去形成连接？这种连接本身又会有什么样的价值？
张思璐：连接，如果我们很简单讲的话，可能就是朋友之间吃饭聊天，邻居之间互相帮个忙，接小孩、拿个快递什么的。把“连接”的概念再往外扩一点，就是在公共的场合里面怎么样去跟其他人产生连接的过程。当你要去跟更多人去沟通，去达成共识，去就某一个大家都关心的一个公共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你就得学习怎么样去讨论。如果最后都变成大家都去讲自己的话，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往前推动。这和气候谈判一样，如果各国都在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就没有办法达人共识，更不要讲共识之后的系列行动了。
我们要去怎么去做“连接”？可能这方面的教育需要融入在社会文化里，融入在整个系统的教育里。我们的项目希望引导青年意识到自己是青年群体的一部分。群体沟通有特定的方法。个体需要走出来跟别人交流，需要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会让大家去练习这个过程，包括表达自己的观点，跟别人沟通，达成共识一定的妥协。即便自己对最后的共识持有一点的保留意见，但是因为我们都想促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因为共识是大家通过一定的程序达到，所以我们愿意去执行这样一个结论，等等。我觉得这种训练和意识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FT中文网：你最后讲的这一点我也深以为然。如果不是你直接讲出来，我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学习怎样去讨论，学习怎样去达成共识，这些都是需要反复练习的。今天的青年们都非常需要培养群体沟通的能力，意识和素质，去让自己的命运融入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里面。那今天就很谢谢思路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干货。
张思璐：谢谢邀请，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