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张力奋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
嘉 宾：
张 春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
朱 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
钱 军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EMBA项目主任
汪 滔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
张力奋：我们大概有差不多50分钟的时间，好久好在不需要再对台上所有的嘉宾做任何介绍。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四位教授讲自己专业的领域，但都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题目有关。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实央行到目前为止在正式文件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它最多就是说到要促进人民币跨境结算。我们不说是强奸央行民意，暂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行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我们回顾一下应该从2005年开始，当时央行有这样一个正式文件，说中国希望参照一揽子货币，并且在有条件、有管理的情况下采取浮动汇率，大概是这样的情况。这是这个过程的开始。差不多到了2007年元月，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突破了7.8，这是很大的事情。到了2008年更重要的是破7，看起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在增长。在这之后这件事情基本上成为任何一次和中国有关的国际会议必谈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浮动几乎成为了全世界金融圈的事情。每年国务院的发展论坛这个问题必谈，每次谈越谈越觉得复杂。
最近的事情比较有些意思，易纲副行长在一年前的达沃斯有一个发言，他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基本达到均衡，当时这件事情我们FT做了头条，认为这是非常大的事情。然后在这之后出现了双向的问题，双向的问题一方面是只赌人民币上升的人要开始想还有下行的可能，同时使很多人对人民币自由化到底怎么走有了很多不同的看法。
张力奋：今天我和张春教授聊到，我有一位同事叫做马丁•沃尔夫，前两年他是人民币自由化坚决的支持者，但这两年不一样了，他的观点说中国要开展资本项下自由化要特别的小心，甚至他比一些官员还要保守。所以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很难走下去，还有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三、四年中就可能有大成效，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想问张教授，您觉得到底现在会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张 春：现在国内争议也很大，不光是国外。国内主要经济学家中有支持，也有不大支持的。但从央行一贯态度来看，其实是在积极推进，央行资本账户开放在两三年前就想要推进，但因为是上一任政府快要到期了，所以这个事情有点不了了之。这里面有一个顺序的问题，人民币一个是汇率自由浮动，还有一个是资本账户开放，还有一个是利率市场化，应该先推哪一个？这里面其实有一定的讲究，当然不可能一个全部开了再开另一个，我个人觉得这次人民币双向的浮动，和刚才汪滔教授讲的很有关系，如果你资本账户开放了，你还是人民币单边的话，肯定就是套利，所以，这次双向波动就是告诉套利者，人民币可以双向波动了，而且我同意易纲的话，从我们自己研究结果来看，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升值差不多了，当然长远我觉得还要升值，但至少在目前阶段有时候是有贬值压力。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要让人民币波动，这样才可以资本账户开放。这时候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才会小。所以，我想他们是在做这个顺序。易纲行长说，其实他自己在内部也说过，我们先要汇率波动，然后大家套利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可套利了，资本账户就单子大了，也不会有大量来套利的钱。
张力奋：不知道汪教授怎么看？现在有观点认为现在从结算的角度讲，大量的贸易已经通过人民币结算，在亚洲很普遍，包括一些拉美国家也开始。但总体结算比例还不大，我看了央行最近公布的数据，去年以人民币计价的占所有货物总体比例不到7%，所以，一方面认为人民币作为计价和支付的货币已经形成了，这种说法可能还有点夸大其词，因为比例还比较小，但这个趋势确实有。所以，如果你们刚才提到的“三步曲”第一部分是结算，第二部分是投资，第三部分是储备，你觉得目前到了什么程度？
汪 滔：我们这边也在讨论，真正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还是中国自己，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要能走到这一步，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债券市场，要有市场化决定的利率，要有一个开放的资本项，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只有这些能够做到，才能够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但这三者之间其实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制度在那里。这些都需要去发展。但回过头来有一点，我们要做人民币国际化真正的目的在哪里？有一位人民银行的处长说最重要的是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我相信美国成为储备货币，并不是因为它希望成为这个货币，而是对美国最有利就走到了这一步。当然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希望这样，对中国最有利来做的。
朱 宁：回到刚才您的问题，从结算货币的角度是7-8%，从投资类的货币是接近1%，我们在整个储备货币里的比例，我们现在是几千亿美元这个体量，但刚才讲到全球外汇储备是以万亿来计算，所以，可能还不到1%。从这个角度来讲，三个不同的目标都在往前推进，但显然在整个以贸易为主的结算功能中走的步伐已经比我们后面两个目标，投资和储备货币快了很多。再补充一点，上次活动时也分享了，有的时候大家必须让我来猜测一下，人民币什么时候能取代美元或者成为和美元一样重要的储备货币。我想和大家分享，上次同样的事情发生是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主导的货币，这个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1944、1945年二战终结以后，但大家回想一下，美国经济是什么时候超越英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呢？是1870-1872年这段时间，再经过了五、六十年，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都给了美国在贸易和金融上极大的优势，才让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主导型货币体系，而且大家不要忘记这是再一个金本位的基础上，在那个时候谁拥有更多的黄金，谁在外贸市场具有优势才能成为主导货币。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已经没有金本位了。所以，我们更多不是想这个目标是什么样的，人民币要压倒美元成为国际货币，而且中国在国内无论是推动我们的金融改革和国内开放，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过程。
张力奋：你刚才提到似乎中国政府有这样的目标，但我觉得似乎中国政府和央行官员没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最近吴晓灵，她现在不是央行官员了，她是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她觉得人民币国际化这件事情只能作为副产品顺势而为，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那么你要告诉那些老外，他们为什么要持有和拥有人民币，这和你们两位所讲的，希望利用人民币自由化把中国自己的秩序先整顿好。但现在老外的情况，我觉得这两年有很大的变化，五、六年前他们一直在推，说中国一定要加快。但现在这个可能是叶公好龙、狼来了，真正狼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数字，今年中国国民储蓄总额将近5万亿美元，美国是3万亿，所以，如果耶伦来讨论，如果真的是资本项全部放开，这5万亿全部进来，他们还是比较担心的，这种考量我想听听钱军教授的看法。
钱 军：人民币国际化和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有关系。刚才张老实说到一个事，我是去年从美国回来，在海外、在美国，你和他说人民币的价值，他说起码还要升30%。我说已经从8.28%到6%，他们说肯定不够。这个观点挺多的。我挺同意张春的观点，你真的假想这个资本市场有很大的一个口子可以进出了，实际上国内要出去的钱是很多的。当然另一方面，我去很多地方开会，很多老外是很想来中国投资的，这是很好玩的，有的时候在国内对中国的看法，和在国外对的看法很不一样。我去欧洲开会，西班牙一个商业银行的负责人说，今后二十年商业银行怎么发展？说要到中国开分行。我说很多人对中国很悲观，他说有什么好悲观的，中国现在中产阶级也就几千万、一亿，今后三十年不管怎么样，你的中产阶级肯定会三、五倍的增长，这对他们来讲是全世界增长的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故事，就是中国进一步的城镇化和中产阶级的上升。所以，很多资金要进来。当然马丁•沃尔夫，我很尊重他的一些看法。但我觉得是大势所趋，虽然这个贸易绝对量不是很大，但上升速度很快。最近因为从欧元区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双边的贸易掉期，至少在危机中缺外币，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在做，虽然我们不是进了那七个国家中最核心的那个，但我相信这个货币到了一定程度，如果有紧急的情况，各个国家的央行，包括美国马上和我们开通贸易兑换，而且是有保证性的，这也是我们地位作为保障上升的很快，所以，我们现在的形势内低外压的情况下，一般不会主动的上升，动也不会往储备货币方向上动，实际上很多国家，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和我们有长期贸易的国家，它持有人民币的量是需求很大的，他们想来中国。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由自主在往储备货币的方向靠。
张力奋：现在四位教授基本彼此同意各自的观点。
张 春：我稍微有点不一样。你说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吗？不是。在三、四年以后中国可能就会超过美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货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中国的贸易很大，这一点我有一点不同的观点，一百多年前英，当时主要是贸易，没有投资，跨国投资几乎没有，主要是贸易。但现在跨国投资是很厉害的，现在中国即使资本账没开放，有多少人到美国买房子，你看美国的放假大城市西海岸被炒了多少。所以，这个过程会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这个需求会非常大。中国企业要到外面投资，中国老百姓要到外面投资，这有很大的需求，所以这会推动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且这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需要尽快推动，这并不是说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国际化，是为了中国实体经济服务而去推人民币国际化。所以，我个人觉得也会是一个过程，但肯定不会像英镑被美元取代的过程，因为当时本来国际贸易就不是很多，也还没有国际投资。
张力奋：张教授提到的观点蛮困难，中国的贸易体量也很大，用人民币结算对有些国家来说成本会降很低，对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很有好处。但中国往前走得快的话，中国体制是否准备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否会有一些非常大的意外的情况出现。
朱 宁：我觉得这是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即使是想改革的人士也会关注的，哪怕错走了一步会把整个改革进程拖延很多时间。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认同马丁•沃尔夫先生的想法，他的想法是从大的环境是希望中国进一步的改革，但我觉得他的想法和担忧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会有三个方面的风险，一个是咱们总说用开放促改革，到底要促进什么样的改革，国内可能最核心的一个改革看来是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完全到位之前，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创造出任何套利的机会，国际游资或者国内游资都会希望尽可能的削尖脑袋赚这个便宜。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如果开放得太快，会对短期国内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至少会造成扰乱或者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风险。第二方面的风险，因为我是对资本市场方面研究比较多，大家如果看一下我们的A股市场的估值，这两天比较特别，沪港通之后发现两边同涨同跌，但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观察到的现象，同样的股票往往在香港市场上交易会出现一个折价，而在上海市场上出现一个溢价，总体趋势是这样的。这样的趋势如果放眼同样的公司在上海上市和纽约上市的话，上海溢价会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的资本管制、新股发行制度有关系。如果这个口子开了以后，同一个公司如果在海外有更便宜的估值，会不会中国老百姓的钱也会流到海外去投资，这是否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冲击？第三，可能这个套利最终的方式，或者最终的形式，就是房地产和房地产相关的股票。我给大家上过行为金融课，我对国内的房地产一直持有非常强的审慎的态度，当然这也受到我的导师席勒教授的影响。因为我在美国买第二所房子，我觉得每年租出去，扣除各种费用以后，每年6.5%的收益率。在国内用现价买房子，各种各样的费用之前你能拿到2%就比较满意。如果从一个没有升值预期的角度，没有人民币升值和房地产升值的角度，理性投资者也会去套利。现在我们看到周围有朋友把国内的房子卖掉，到澳洲、加拿大、美国买一套房子，太便宜、太安全，公共设施提供太好。
张力奋：说到做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中国目前这样的政治框架下当一个理性投资者是天方夜谭。我想问问汪滔教授，现在如果朱教授有买三套房子的钱，他可能在上海卖掉一套，现在溢价非常高，现在美国房价很低，但中国投资者想理性却不可能理性，没有理性的可能。你刚才提到的是有关自贸区的问题，因为中国自贸区可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在本币本身自由化程度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要创造一个假定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政策制定者的话，很大的天文数字会流出，你担心吗？
汪 滔：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刚才我们说的双向流动，假定一部分的钱进来是套利的。但你可以观察，中国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贸易顺差，但实际上最后的资产配置，基本的外汇资产都在政策，个人是严重配置不足。即使不是为了投机，即使从多元化的角度来说，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目前现在的数据是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里面真正能够有流动性的1.4万亿，实际上如果摊到每个人身上，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现在美国的QE对中国的影响，其实非常之大，其实来说这个市场上真正大的是市场，如果认为政府可以控制市场的话，最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现在如果美元的利率上涨，QE现在退出，最后美元如果真的加息，每个人从理性的角度都会投美元，这样对中国整个压力会非常大。中国包括国内金融系统、包括城投债、房地产、实体行业都面临一些困难，如果一旦我们资本项下开放，现在很多流动性是通过套利进来的。国内一旦短期，去年还出现好几次钱荒，如果这些钱都出去对国内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前面我也说了，如果资本项下贸易开放，这实际上潜在风险非常大，主要还是资金流出的潜在风险。但这是一个悖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正是因为你资本项没有开放，但一下子开放又会造成很大的风险。做一个比喻，比如现在山上有一个湖，我筑个大坝，这个大坝越来越高，我贸然把这个大坝打开是很危险的，我是想在山后让一部分资金顺利先流出来，这样可能会更稳妥一些。
钱 军：我补充两点，一个是咱们作为储备货币来讲，因为我们的贸易体那么大，很多国家和我国之间长期的贸易关系，我们只要有回来投资的可能性，慢慢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一种，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我不认为三四年会做到，但十年我觉得还可以。第二，刚才说到的风险，我刚才也没有展开。我觉得资本大量进出肯定风险很大，而且全世界来讲没有哪个国家完全自由，美国可能是例外，巴西也有很多热钱进去。所以，钱大量进出的时候，风险很大的时候，在发达国家的是收税，比如托宾税。我们不是收税，我们是给你切断，你要打报告才能出去。中国很多事情就是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你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瓶颈，最后的出路还是改革开放。第二个就是中国什么事都要实验，我觉得刚才说到的沪港通那个事，相对来讲开口子的时候可以开得比较小，而且相对来说产品方面，刚才说到铜是贸易里很难控制的，比如像沪港通那种事情，你就投股票，我对这个能够参加游戏的人进行管理，机构投资者，慢慢在产品的限制上，在额度的限制上开放，然后一旦相对来讲比较成功的话，就可以扩展。还有一个我想补充的，当然我们金融机构要更加和国际化接轨，做风险管理，但实际上我们在监管金融机构上还是有一些优势。为什么呢？你在美国，央行要问高盛你给我报一下你短期一个月的资金和仓位，它会说这是商业秘密。所以，我们把这个制度设计好、把这个额度控制好，如果有紧急情况，比如说资金大量撤出的时候，一个是可以收税。还有在之前发牌照的时候就可以控制，你是外资银行也好、中资银行也好，我急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些仓位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我要应急。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做，也会比欧美国家做得很好。
张力奋：欧美国家的同行会在这个问题上和你较真，他说正是因为你的监管者可以问银行这么多问题你必须回答，反而会妨碍你成为储备货币。我认为最终可能妨碍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最大因素是因为它对你这个体制的信心不大。
张 春：中国是可以违反常规的，因为中国的体量大，中国的市场实在太大了，他们肯定要进来。而且这个规定在美国也希望，就是这个仓位的问题，美国历史上有很多法律的规定，所以，美联储现在有很多事情做不了，全世界大家都觉得，央行对这些仓位不了解的话，系统性风险控制非常难，中国完全可以这样做，改变游戏规则，很多西方国家都觉得这是对的，应该这样做，但美国有很多年的法律保护隐私等等，所以他们办不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全球尤其是系统性风险那么大的时候一定可以这样做。所以中国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领先。刚才讲到风险控制，我觉得人民币外汇储备当时在几千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在说多了，现在已经要接近4万亿了，刚才有一个计算一半3.8万亿，加上中国公司的不止这个数。你一半出去，而且通过民间的出去，你还有2万亿，其实是足够了，你当时索罗斯对赌香港的时候只有几千亿，央行说我支持香港政府，马上索罗斯就不敢了。这个还有几万亿，况且还有刚才说的紧急时候的办法，比如说关掉风险账户，所以我个人觉得风险没有那么大。即使风险大的话，你用人民币开放，人民币投资平台，沪港通就是用人民币计价。刚才我没有时间展开来讲，自贸区里用人民币的东西来做，这个央行完全可以控制。一般国家做不了这个，美国的基金到中国来卖凭什么接受人民币呢，香港离岸市场现在很大，人民币拿过去可以周转。美国说不定有些基金愿意来，它拿了人民币可以到新加坡、可以到伦敦离岸市场去。这样一做起来，你刚才说的7-8%在贸易上还不够，最主要的原因是离岸市场做得规模还不够大，如果离岸市场包括自贸区市场，你离岸的钱也可以以人民币投的话，大家就会愿意持有，如果我贸易拿了人民币，我又不用人民币，我没有地方投，如果香港市场、伦敦市场都有离岸包括自贸区的，这样风险更小。但我仍然觉得即使可兑换也不可怕，因为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太高，4万亿，少一半可能更好。
张力奋：张教授提到一点，似乎可以改写游戏规则。另一点是体量的问题。我们的会务同志提醒时间比较紧张，但我申请给在座的有三个提问的机会。
提 问：我国有一个特殊的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意避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国的体制将来往哪边走，这对金融领域有多大的干扰？比如最近台湾的服贸协定，单纯从服贸协定来说，我们从第三者看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帮助，但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抵触，包括朝野之间都比较意外，当然这也是其他方面的考量。
张 春：货币如果做成多维、多储备一定有一个协调，这个问题我刚才说了欧洲的情况可以借鉴，其实欧盟也搞得很厉害，你提的是最难的，以后怎么协调，大家要合作，现在协调已经有问题，美联储耶伦也说了，我是按照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当然这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会造成很大的反响，老百姓说不定就要上街和你闹，其实问题也许不那么糟糕，但每个国家里都有一些极端的人，台湾这次我相信就是比较极端的，台湾其实有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肯定觉得服贸协定对台湾总体来说其实是很好的，但民进党利用一些极端的年轻人的情绪，所以，这种的确是最大的危险，尤其是在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因为这种占领华尔街等等都是这样。这很有可能使得本来一个很好的体制安排搞不下去，这就是要看各个国家的领导人真正的远见，这就要考验各个国家领导人，他要坚持推下去，而不是玩短期的游戏，他为了有时候竞选来玩短期的游戏，其实各国现在都有，中国也有，但中国说老实话还比西方好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觉得中国的制度也有可以参考的地方，顺便说一下，你们的竞争对手《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了一篇《民主制度是不是有些问题》？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就非常好了，但我觉得有一些极端的因素，包括香港、台湾、包括美国，这很有可能对进一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最大的阻碍，这可能就要看各个国家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
提 问：各位教授好，我是南开大学建筑系的，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查了一下有关日元国际化的情况，日元国际化是失败的，我认为日元国际化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它的背景和中国很像，第一，它是正在进行利率市场化，第二，日元和中国也在进行出口导向型的政策。我想问一下，我们从日元国际化失败的过程中吸取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朱 宁：这方面我们确实和日本的同事有过一些交流，从我听到过的一些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和现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有所类似。日本的贸易有顺差，但日本在离岸中没有很好的运用空间，很多日元都是由日本企业在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多顺差以后，因为没有投资机会再转汇回日元本国，这样没有形成一个国际投资者对日元的使用兴趣机制。第二方面，也是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要关注的一个领域，这确实还牵扯到刚才我讲的美元相似，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货币的影响力代表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而是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公信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虽然是民主，但它相对比较保守和排外的文化导致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被大家接受也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两个问题希望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方面。
提 问：你们如果预测顶层制度设计真的决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的监管部门，一行三会两局、财政部、两家主权财富基金他们各自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目前的监管机构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否配套？你们预测会有哪些瓶颈或掣肘？
钱 军：第一，我也听了一些声音，这个在海外比较明显，我们的监管部门还不是按照功能来的，这个转变比较重要。银行归银监会，银行上市归证监会，银行的理财产品谁也管不着。从监管理念上慢慢过渡到功能性很重要。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刚才汪教授说资本项目可以花很多成本卡得很死，但贸易没法讲啊，我打个报告说我要进铜买器械，你怎么控制？这里面的水分可以很大。我还有各种套利的方法。所以，第一从监管上，慢慢向一个比较合理的功能方面进行转变。主权基金这个事我和张教授聊过，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的外汇储备量太大。投资里面，因为美元的问题只能投美元，投资收益很低，因为投的是国债。有一个说法，你给财政部或者别的部门。第一，外汇储备肯定是太大了，已经说一半就完全够了，不是一般的够了，所以，即使中国外汇储备少一半，短期内资本撤出我们是可以顶住的，你还有很多别的措施。第二，外汇储备中，既然随着人民币逐渐国际化，在现有外汇储备投资上需要一个理念上的转变。前段时间我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和高西庆博士，他给我讲了很多中投的事情。归根结底政府也讲了，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和主导作用，这就是在观念上的改变，我们今天很多讲到这个问题，一方面政府和制度，你如果看国际评级公司，它不是说民主就一定好，我从商业来讲，最重要的是可预见性，你三五年今天往左跑，明天往右跑，最重要的是可预见性和连续性。为什么中东国家不确定性一下子增加了，我们觉得在制度上稳定还是很重要，方向很重要，虽然我们不说，但方向往国际化上走，我们完全有能力保证这个发展，这一点很重要。从具体市场操作上，从这个角度讲，中投也好，大银行也好，做金融不可能以下命令的手段来，一定要和国际接轨，这也是你开放口子以后只会起到促进作用，上市公司慢慢会有很大的压力，金融机构有很大的压力，压力不是坏事，让中国人学习不是问题，你只要制度对了，这个学习马上就可以做好。
张力奋：谢谢。最后占用两分钟的时间，这两天在博鳌开会，有关中国金融自由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想SAIF和一般的金融学院不太一样，政府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支持，你们也做了很多智库的工作，所以我最后问一个问题，每个人30秒钟，如果李总理或者周小川行长请教四位，就看看中国人民币自由化下一步可能会有的陷阱，可能需要避免的问题，请4位每个人给出一个答案，我想他一定会非常高兴，今天有不少媒体的同行在这里，他们一定会把消息传到。
汪 滔：这个题目是非常挑战性的题目。这不是建议了，就是我自己觉得对目前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活在当下，就是看现下会发生什么，密切关注。
钱 军：我说两个，第一，我同意最大的风险，我们都说了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肯定是资本项下开放，所以，接下来最大的风险肯定是资金的流入流出，尤其是流出，我要提示这肯定是最大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多对策，有很多应急的措施。最大的风险在于大量的资金流进流出，重点是流出，但这个有对策。第二，还是我刚才说的一贯的做法，我们现在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做实验，做实验就是按照刚才所说的沪港通的模式，开一个口子，你把口子掐好，里面游戏人的规矩给立好，然后慢慢扩大。所以，一方面认识风险，第二方面不是等着不做，我是强烈请求要做。
朱 宁：我非常同意钱军教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最大的风险不是国际风险，是国内的风险，这个风险有两点：一是我去年在达沃斯论坛和英国原金融管理局的局长阿代尔（音）说的，当系统内杠杆率上升以后，我猜中国的杠杆率不低，你想化解高杠杆只有两个解决方式，一个是揣一个洞把泡沫逐渐降下来，也就像钱军教授讲的，开一个口子，还有一个是把泡沫吹得更大，让它破了。所以，两个途径，一个是要开放，二是像李总理说的，要有胆识能够承受这种压力。
张 春：我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资本账户的开放，我个人觉得流出要更多的开放，因为中国过去资产，刚才钱军教授讲了，外币流进是双顺差，我们的外汇储备太高，造成了人民币超发和国内的泡沫，就是大家觉得流出，有一个传统的担心，钱大量流出。刚才钱军也说了，流出一半都不怕，而且你真的继续流出我就关掉或者是征很多的税。这个是有办法控制的，现在要让一部分的钱流出，流出不是坏事，主要是中国的老百姓可以有很大的收益，让他们的资产配置多元化，刚才说了GDP有一半放在美国股市就可以增加1.5个百分点，现在放在美国的国债里最终都要贬值掉。所以，胆子还要大一点，你不往外开放，反而风险更大，内部的泡沫还会吹得更高。所以，开放表面上是风险，其实是化解里面的风险。
汪 滔：与其被逼着做，不如主动来，先开枪再瞄准。我觉得我很同意三位教授说的肯定要做，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不能完全预期，但是我们能挺得住。
张力奋：我们以汪教授的一定要做作为讨论的结尾，让我们谢谢场上的四位教授。我们也感受到了SAIF的一种内部的学术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