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演讲人
陈志武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邀教授，以下是他在2014年11月14日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度中国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实录：
各位朋友下午好，刚刚吃完午饭往往比较发困的时候，希望刚才大家听到田女士清脆的讲话之后已经非常清醒了，当然希望我讲的内容不要把大家带回到发困的状态。 首先非常感谢《金融时报》组织今天的论坛，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有很多的话题不是可以完全自由的讲，但是我们还能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一些会议能够在北京举行。 我今天讲的内容和会议的主题是非常相关的，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应该从哪里来？围绕这个话题就产业升级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分享，关于产业升级的话题，不管是国内的大报小报还是其他的媒体都谈得非常多，为了准确起见，先做一个定义，什么产业升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我的理解主要是指这个意思，提高企业的经济增加值，让企业赚钱的能力能够提升，能够给员工带来更高的收入，给股东带来更多的回报，同时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大致的一个定义。 说到这个话题，在中国的舆情下，前些年有一个大家都看到的，谈得比较多的名言，是当时在薄熙来做商务部长的时候说的中国需要卖掉8亿件衬衣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这个话背后的含义非常多，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中国在产业链上必须要提升，让我们能够尽量地花更烧得时间，卖更少的苦力，照样能够赚更多的钱。话说回来，在很多的条件之下，能够卖掉8亿件衬衣，换来一架波音飞机本身也是很不容易的，应该感谢的，因为并不是所国家都知道怎么样制造相应的制度环境，让衬衣不只是卖掉10件，20件，而是卖掉8亿件，这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成就。
具体的讲，如果再退一步理解一下，当年的国务部长讲这个话背后的含义，或者是谈到产业升级的时候有哪一些必然面对的挑战，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把前些年用过的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横坐标反映的是1998年，最近的数据也差不多，1998年不同国家的劳动者，那一年平均工作了多少小时，欧洲的荷兰人工作的时间是最小的，是最不勤奋的，平均一年工作1350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我去荷兰，不管是阿姆斯特丹，还是要海牙，特别是周六日去的话在城市里基本看不到一个人，大家都去玩了。第二最不勤奋的是法国，一年大概工作1400小时。美国人工作1650小时，中国人一年工作2200小时，有一个国家在这个图上没有给出来，就是韩国。韩国人工作的小时数量一年大概是2800小时，比中国人还勤奋。纵坐标反映的是2001年，不同的国家人均GDP，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什么样子的。工作勤劳程度和人均收入基本是负相关的，工作小时越多，越勤奋的，越勤劳国家的人，收入总体上是略低，分过来看，收入越高国家的人恰恰不需要工作那么多。这张图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做研究来理解，我主要想说明两个意思，第一是这个图让我们看到了原来中国人总说勤劳是美德，实际上我要说今天世界上勤劳已经不再是美德，实际正好是反过来的，因为这个道理蛮简单的，大家都去参观过太阳能制造公司，电器，包括手机制造公司，就会知道很多的公司本来可以用更高的技术，自动化的生产线来生产东西的，但是他们不想那样做，因为一条太阳能制造生产线要花1000多万元美元，前期的资本投入是1000多万美元，用了自动化设备生产太阳能设备的时候，报损率比较高，比人工做报损的概念高很多，这样使得整个成本会上升很多，如果是企业家就会想我是用更多的人工，还是应该花很多的钱去买最新的自动生产线。因为如果买自动生产线的话，前期的资本投入更多，生产成本因为报损率更高也会更高。如果用人工呢，报损率更低，生产成本更低，同期前期的资本投入几乎是等于零的，不需要做太多的前期资本投入。这样一来大家可以看出来，选择是很明显的，中国更多的企业家，不同行业的公司，会选择用人工，而不是用自动化，更先进的自动化设备。 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人工必须很便宜，如果人工一旦太贵了，劳动力成本太高了，中国人从此以后不像前面没日没夜的拿一点钱就愿意干活了，这样一来肯定是对企业家形成的压力，在做选择的时候，肯定会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头来看，中国之所以在产业链上没有办法做得更先进，更赚钱，增加值更高的一端转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太多，太勤奋了，我们太强调勤劳是美德。换句话说，这个意义来讲太勤劳是给中国社会帮了倒忙，几年前我就经常开始说，为了给国家多做贡献，多休息一下，多度假。当然我不赞成APEC会议这样强行的在北京给大家放假几天，这是例外的事情。不强行会给大家贡献更大，这是第二个含义。 这个图中可以看出来各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很不一样的，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努力带来的要求不一样，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如果每小时赚的钱本来就很少，稍微简单一点的创新，不是革命性的创新，只要带来的收益，让现在每小时赚的钱多一点点，就会有很过的激励做这种创新。像荷兰人、法国人、欧洲其他国家人，他们每小时的收益本来就非常高，他们所要从事的创新，创业，产业升级的门槛，能够带来收益的要求会比在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要高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这张图也告诉我们，产业升级的前提条件是全社会已经比较富有，如果全社会收入还是非常低的话，我们希望看到的高增加值的产业升级的努力就不太容易真正的实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回头来看一看，20年以前，30年以前，在中国谈论产业升级的频率并不是那么高，现在随着中国人的收入越来越高，对一些产业升级的要求，这个需要，这个意识，这个认知大大的提升。 话说回来，是不是所有的国家一旦进入了高收入，或者是中等收入群体以后，是不是都要做到产业升级，是不是收入高是充分和必要的产业升级的条件，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就四个方面做简单的交流。
第一，尤其是在中国要真正的达到产业升级的话，第一个面对的障碍就是政府在整个产业升级，创新和市场中，在经济中起到的作用，占的地位到底有多大。这里强调说明一点，第一是早年在苏联80年代的时候，苏联的人均GDP，有的是比较清楚，有的不一定清楚，苏联在80年代的时候，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比中国现在的人均GDP还高很多。但是苏联在产业升级方面到底做了哪些呢？一会儿可以看一下。要举两个例子，由国家主导的产业升级，国家出钱来通过技术创新方面提供很多的支持等，会带来一些不一定是真正想要看到的结果，这个东西我知道有的人蛮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也不奇怪，离我比较近的例子就是国防科大的银行计算机系列，我之所以喜欢举这个例子，因为我1983年到国防科大读研究生，整个学校都非常兴奋的，把银行第一代计算机，巨型计算机的消息向社会公布了，因此，国防科大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很多奖，其中也引出来一些问题，就是当时分这个奖金，国防科大的计算机系的政委和党委领导都觉得他们得到的奖金的百分比应该要最高的，因为没有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银行计算机怎么可能研究得出来。清洁工人也说，如果不是我们每天打扫卫生，银行计算机怎么会出来，80年代第一代计算机到现在的计算速度，原来是1亿，到现在每秒钟几百亿，几千亿条，速度的数量级不断上升。话说回来，银行计算机尽管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的技术创新和投入，这些投入给中国经济到底带来什么影响，给中国社会到底带来了什么价值？以前我说银行计算机给中国社会惟一的贡献就是对未来的计算机博物馆有更多的展品，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哪个企业会愿意花那个钱去买银行计算机。 还有汉芯造假的例子，相对而言如果我们稍微关心一下民间资金做出的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努力，这方面的故事很多，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除了银河计算机和一些企业，看一下19世纪的德国和二战以后的日本，有一些倾向性，往往是重视军用的技术创新，民用是不怎么被重视的。为什么两种不同的安排，一种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创新的努力，还有一种是完全市场主导的，由私人资本来主导的创新。带来的结果很显然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私人出资的时候，如果是做PE基金的，或者是创投，VC基金，有人跟你说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的技术，能够拿几百万，几千万美金，或者是几亿人民币来投资，给你一些股份。你作为投资职业人士，一个本能行的反映会问他，这个技术能够带来多大的市场，有多大的市场需求，收入增长前景怎样，你会关心这些指标。相对而言，如果是有不同部委掌握资金的安排，到底是给谁做创业，创新的投资，到底给谁在产业升级方面给更多资金的支持，你关心的这些指标不一定是这个技术到底能够有多大的市场需求，带来多大的增长前景，更多的是非经济的，政治，还有其他的一些虚无缥渺的指标是你更关心的，造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安排做的创新的努力，产业升级的努力，带来的结局是很不一样的，尤其有一点，当年苏联做了那么多的技术创新，和美国差不多，但是苏联的创新给今天的中国，给今天的人类社会留下了多少东西，给我们的生活，从早到晚，所用的，所看到的，带来了哪些影响，基本是很少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国家出资和民间资本主导的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果会很不一样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挑战是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主导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也是非常不利于产业升级，最大的对比是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4万亿计划90%以上是地方政府和国企来花，国有经济占比几乎可以忽略的美国，奥巴马2009年做总统以后推出了8千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中，政府花的钱不到10%，剩下的90%多都是给民间的家族，老百姓和个人家庭，还有一些私营企业。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上，谁是唱主角，国有企业唱主角和地方政府唱主角，还是完全的由私营企业，私营经济唱主角，最后对资源的配置也会很不一样。 由此带来的企业做产业升级的努力，能够得到资金的支持也很不一样。 举个更具体的例子，今年1-8月份，在国内，在中国有1482家非金融企业的发行信用债，总共是31500亿人民币，发债的企业里面，其中只有1482家只有267家是民营企业，总共发行了1781亿，占比不到6%，今年的信用债94%是由国有企业发行的。从这个发行的融资成本来看，同样是AA级一年期的信用债，国企只需要支付5.85%的融资成本，民营企业要6.66%，AA-的一年期的信用债里面国有企业6.69%，民营企业是7.78%，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里面国有企业起的角色太大了以后，占据了市场银行会偏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他们支付的融资成本很不一样，尽管今天的中国有800多万家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0%多，城镇就业贡献率是在80-90%之间，尽管这些民营企业的经济中，社会中，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起的角色作用是这样强，这样大，但是他们得到的金融资源支持是那么少。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正的实现产业升级，对国有企业过多的偏爱也好，在国有企业不怎么进行民营化，民有化的大前提下，产业升级的挑战确实会非常大的，对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增长动力到底从哪里来，挑战也是非常大。 第三方面的制度障碍，银行和债券市场偏向是非常明显的，股票市场的上市机会也是很明显的，国企一直是重点照顾的，给他们提供上市机会。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即使是对于能够上市的民营企业，到目前为止，发审委员会对这个企业要上市之前和上市之后，有形资产是不是有很多也非常的关注，觉得如果整个公司没有什么楼盘，也没有土地，设备也没有，融资几个亿，拿这些钱去干什么？他们就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至少要把公司的资产百分之多少，放在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里面，这些对于产业升级，我们可以想像，也是构成非常大的障碍，因为作为医药的公司，或者是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本来不需要非常多的有形资产，非得要上市之前和之后，要把多少百分比的资产放在有形的东西上，这样一来使得整个公司在知识产权研发方面又投入资金的百分比必然要少很多。这个意义来说，包括上市的条件，上市的制度，上市的偏好都会对产业升级所需要的资金的支持，还有其他的支持，会构成很大的负担，很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与之有关的是债券和银行的监管机构以外，法院方面也是很大的障碍，我有一些朋友是在美国做专利律师的，他们最近这些年也在国内很多的企业之间提供一些法律服务，包括在国内到海淀法院，其他的法院做一些专利知识产权的诉讼工作。结果他们发现了国内的法官在举证方面的要求，对真正掌握知识产权，拥有这些专利的公司是非常不利的，比如这台电脑，如果上面贴的标签是联想的，如果发现联想的电脑中间有一些部件，一些配件是用到了知识产权没有经过知识产权的专利所有者的批准，这个时候起诉联想，联想可能会说尽管这个电脑的商标贴的是联想的，但不是我们的产品，所以在中国法院的举证要求，侵权举证要求，都是放在知识产权所有者的一方，这样一来，把举证责任放在产权所有者一方，变相的对侵权的一方提供了无形的支持，让侵权的一方更多的变成了自然的胜利者。因为如果产权所有者这一方举不出法院能够接受的证据，自然就认定了被指控为侵权一方就没有侵权。这些司法举证制度的安排，都会对创新创业，产业升级构成一些障碍。
最后我讲一个方面，在微观层面，产业升级需要更加全面的专业分工，更加细化的专业分工，要求更多的公司要把注意力放在主业，把资源都放在主业上，而不是跨行业的，什么行业都做，这一点特别是对在座的很多记者朋友，这些年下来，包括我女儿他们都是感觉很好奇，一到湖南等国内不同的地方，不管是哪个上市公司，不管主业是做电脑的还是做互联网的，还是做航天的，都有酒店，都有房地产公司，大家就想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什么都喜欢，什么都做，跨产业，跨行业。 我希望简单的说明一个道理，越是什么都做的公司，在产业升级方面就处于非常更强的弱势，因为没有办法跟专业集中的，火力集中的企业竞争。这是什么意思呢，具体的讲，大家现在知道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有一些预测到2040年，美国的非常规天然气会在美国总的天然气产量80%，对整个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非常规天然气到2040年的时候，占比会非常非常的高。有一个跟今天话题非常相关的问题，为什么页岩气革命会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在其他的国家，不是在中国，更不是在中东，也不是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等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整个石油行业，天然气行业的产业链分工非常的细，前两年我准备跟一些朋友一起做能源的PE基金，专门到美国、加拿大、南美洲做这样的投资，后来我放弃了，还是想集中精力做我的事情。我了解到美国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有8000多家，之所以在美国有8000多家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而在中国只有3家。因为在美国的产业链专业化程度非常高，我了解到国内有一些东北的土豪，现在大家都喜欢用这个词，土豪。他们到得克萨斯州，买一些气田，买了之后他们人不在那，更不用自己开采，采气，而是专门雇石油勘探开采的公司提供服务，专门雇销售公司帮助他销售，每天就是上网看一下采了多少油，销售了多少油，要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在沈阳，在北京每天可以跟踪一下。这8000多家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对于页岩气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条件，就是因为我知道在国内三家石油公司他们的石油工程师即使是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要去到更深的地方打水平井，去钻更多的油，花更少的成本。但是在国内的国有的石油公司里面，一个工程师很好的效法要真正的能够被试验，被用上的话，这个审批的条件是非常严的，而且这个审批的程序非常长。据我了解，在国内页岩气方面做一个钻井的试验大约要花两三亿人民币的成本，打下去以后，发现没有油的概率非常高，这样一来一般来说要做一个新技术的实践，可能最后要董事长才能同意，其他的人没有办法敢去做这个批准。相对而言在美国有8000多个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只要中间有一家愿意给你的想法提供机会，做那个试验的话，这个新的想法就有更好的机会，让人们发现它的潜力到底有多大，但是在中国这个潜力很小。在中国来说是不是有高度专业化，分工非常细，竞争非常激烈的石油行业，天然气行业，对页岩气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也可以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所以说对于产业升级，由此可以看到背后的逻辑大致也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会说为什么陈志武说，是不是大多数的公司在一个国家都是什么都做，还是主要的都是做非常专业的事，把所有的火药，子弹都用在自己的主业上，对于产业升级，对抗风险，竞争地位，到底有那么大的影响吗？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有一张图，是蛮有意思的，反映的是在美国多元化的公司和主业集中的公司，有两类从1990年一直到2006年，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两类公司现金占总资产的百分比有多大的差别。这张图告诉我们在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主业越集中的公司现金占资产的百分比在金融危机之前超过30%，越是多元化，大财团的现金只占资产的15%，我们可以想到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哪类公司更能够有实力对抗金融危机的冲击，肯定是手头现金越多的，专业集中度非常高的公司，他们更有子弹，有这个基础去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多元化的公司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这里面有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这个问题。
从1984年到1997年，美国的40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平均每个公司的行业板块数量，1984年的时候每家涉及的产业版行业板块数量是3.2，到1997年下降到2.6，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越来越专注，只做自己的主业不做其他的。如果把中国的沪深300上市公司放在一起看一下，从2004年到2010年，沪深300成分上市公司平均每个公司的产业板块数量有哪些变化，2004年的时候平均板块数量是2.44，到2010年上升到2.85，这是很明显中国的上市公司，包括很多的非上市公司什么都做的趋势越来越强，专业程度越高的公司，对产业升级方面可以做的事，可以做的投入会越多。这个道理很简单，我熟悉的一个公司，不大的一个上市公司，下面有50个子公司，最近这50个子公司里面很多子公司的总经理都跑掉了，搞得那个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每天都要面对50个子公司里面某一个子公司的总经理，或者是副总经理跑掉，又要去招人。我发现50个子公司里面的高管，基本上能够留下来的都是二流的管理者和二流的专业水平，因为整个公司有50个子公司，如果说有哪个子公司的一把手，二把手要走掉的话，整个集团公司不可能愿意花很大的本钱给出很多的股权，把真正一流的好的人，不惜代价留下来。因为集团的高管要知道如果我对50个子公司里面一个花很多的成本，用很多的子弹把他留下来的话，用很多的弹药把他留下的话，剩下的49个公司怎么办，为了考虑到把50个子公司方方面面的人平衡得很好，所以不可能为其中的任何一家或者是几家付非常高的代价，把他们留下来。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子公司怎么样做下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一旦什么都做的时候，必然就意味着为了平衡整个局面，就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很好，或者是不可能就任何一项都能够做得很好，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要在产业升级方面，要往深度，破更多的记录就没有条件，因为做的行业太多，手脚被捆住的更多，子弹到处用了以后就没有办法集中火力跟其他的同行业的竞争对手进行竞争。 反过来看，如果不是什么都做，而是只做一项，就这一项，这个行业来说，不管谁来跟你竞争，你都可以比他们出更高的价钱，把你最看重的人才留下来，其他可能做，只要你集中一项，集中最好的火力，就可以把最好的人留下来。最后发现冯仑讲到野蛮增长的年代，盲目多元化没有问题，因为做什么都可以赚钱，水涨船高，即使是没有大本事，只要做这一行也可以加入这一行赚钱。但是在中国的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以后，谁赢谁输，不再是取决于做了多少行业，多少行业里面都有业务，而是取决于谁更能集中火力，把做的业务做细做火做精，这样才更能够决定哪一些企业在新的经济时期，新常态的环境之下，更能够有基础去做产业升级方面的投入，我就讲到这里。
提问：我是媒体记者，同时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读MBA，从我自己的个人视角问一个问题，任何企业的经营大环境的政策和趋势的把握都很重要，而在中国还有一个独有的中国特色，怎么看待和把握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有的时候走得过近，或者过远，都对企业自身的发展有影响。想从您的背景来说，您可能会有一些洞若观火的清醒的见解。如果目前中国大的背景下认为这个问题比较敏感的话，因为有记者的同行，您也可以不回答。
陈志武：这个问题很好，我知道冯仑在去年讲了一句话，做自己的本份，结果被很多朋友骂得要死。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吧，在中国，就像每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面对一样的，即使是不想跟政府，不想跟官员，不想跟政治有太大的关系，政治会来找你的，做企业也是这样的，即使是想离政府部门，离政治很远，你放心，政治不会让你轻松自在的跟他们没有关系的，所以在中国大的背景之下，可能是很难避免不去在某些方面跟政府关系要保持到至少在一定的近的范围。正因为这一点我自己很清楚，我只好做我的学问，做研究，这样的话，我不用面对那些选择。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