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FT中文网“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专题文章之一，基于独立学者荣剑与FT中文网编辑王昉的一次深度对谈整理而成，试图从社会思潮的维度，探究这场改革得以发端和推进的根本动力，以及造成眼下改革停滞以及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
荣剑为独立知识分子。上世纪80年代，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博士生的他深度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思想界几场重要论争。90年代初他因故被迫下海谋生，近年成为艺术藏家与策展人。2012年他重返公共舆论场，对时局与社会热点密集发声，展现出深厚的现实关怀、批判精神和学理储备。
在本次访谈中，他回顾了过去40年间中国思想界的递变与分裂，梳理了目前几大主流思想阵营的主张与交锋。《庄子•天下》言“道术为天下裂”，意为学术由最初的混沌状态向诸子之学分化。过去40年，中国思想界也经历了从共同启蒙到尖锐对立，从学理之辩到意识形态之争的过程。思想迟疑，则改革必然徘徊。我们讨论道术之“裂”，是期冀寻求让它重“聚”与对话的可能性。访谈分三部分，今天发布的上部重点回顾40年中国思想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合法性的丧失。以下为编辑后的访谈实录。
一、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史：从思想的年代到主义的年代
FT中文网：可否先请您梳理一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主流思潮的变化过程？
荣剑：从编年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思想史，我把这40年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80年代的10年、90年代的10年和新世纪之后的10年（至2010年）。2010年之后到现在，可以另行表述。对这三个10年，我用了三个关键词：思想、学术和主义，80年代是“思想的年代”，90年代是 “学术的年代”，而新世纪以来的10年是“主义的年代”。
首先看80年代的这10年。现在不少人都在回顾、总结80年代的辉煌历史。这期间发生了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等好些推动了中国改革进程的重大事件。
一些80年代的总结者试图作为那段历史最权威的解释者发声，因为他们亲历了这个历史过程。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给自己一种评价。亲历者当然很重要，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史家的观察其实是有差异的。亲历者在回忆自己参与的历史过程时，不免会带上自己的判断和价值观，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历史的公正客观的认知。当然，原始的史料和经验，又必须由亲历者提供。这就涉及到一个悖论。从我自己而言，我亲历了80年代思想界的几场重要争论，我是更愿意从一个史家的角度，站在更远一点来观察，看看能不能把这两种身份结合在一起。
我198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就在那一年，中国思想界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党内思想分裂的开始，一方以周扬、王若水为代表，后面还有一大群为他们提供思想资源和支持的民间知识分子，另一方由胡乔木、邓力群这些党内理论家为代表，他们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最权威的诠释者。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为什么会一下子把党内的争论给集中爆发出来？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不光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所有苏东国家在解冻时期或思想解放时期，都面对过这个问题。在东欧，比如匈牙利、南斯拉夫，包括苏联，早已开始研究人的问题，研究为什么在极权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会出现这么多非人道的事情。异化理论的针对性更明显，就是说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异化到自己主张的价值的反面去了。马克思所批评的异化，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即商品拜物教。到中国这个体制下，就是权力拜物教。这两个大问题被提出，必然涉及到对现有体制的批判。当时的争论非常激烈。批判者认为，这个体制是一个非人道的制度，是一个异化的制度。但在胡乔木邓立群这方看来，人道主义是个资产阶级的话题，是资产阶级拿来进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哪有异化？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异化。
这个问题的背后，实质是党内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争夺。胡乔木之所以对周扬当时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这么反感，是因为他认为周扬把党的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拿过去了，而本来这个权力应该是他的，因为他是党内意识形态的最高首长。文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王若水，在60年代就开始研究异化问题了。他在1978年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后来收入一本集子，里面还包括李泽厚等人的文章，都谈到了人的问题，主体性的问题。这其实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核心问题。当时我的导师也参与了争论，他们支持胡乔木的观点。我们一些年轻学者，则更加接受南斯拉夫实践派，包括苏东异见分子的一些观点。当时凡是主张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的人，都受到了打压。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党内对周扬做出非常严重的处理，后来周扬患精神病与此有很大关系。这反映出文革过后，党内在处理思想问题时的极端粗暴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周扬提出的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一个理论问题，是可以充分讨论的。但胡乔木这些人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组织了一批大学理论家，对周扬进行了粗暴的批判，包括对他人身的羞辱，让他到人民日报发表检讨，这些都是非常粗暴的做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的思想争论，核心在党内，是党内的思想解放与保守之争。争论双方都在马克思主义这同一个话语体系内，借用的理论资源也都源于这个系统。在这之前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理论务虚会，也都是由党内发动的。
当时民间力量也非常活跃，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比如当时有《走向未来》等三大丛书，大量地引进了西方思想。民间知识界或者思想界，基本上是站在思想解放这一边的。总的来说，这10年里，知识界没有分化，是一个混沌的整体。我们现在看到的左右之分当时还没有暴露出来。民间力量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程度——现在体制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体制内，因为现在党内的理论资源已经基本上枯竭，所谓的“理论自信”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部分因此，80年代的思想，是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说的，原创性思想有多少，不好说，更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是“托马改制”，以及从西方引进大量思想读物和在此知识背景下所进行的思想启蒙。
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进入了一个和80年代完全不同的10年。有人把90年代的10年概括为——“思想退出了，学术出场了”，或者是“思想家退场了，学问家出场了”。
思想家和学问家有什么区别？思想家要对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独创性、开创性的看法，以及对如何解决问题提出战略上和策略上的思考。他们关心实体正义，一般都会有经世致用的主动要求。而学问家着眼于知识的积累和阐释，更关心程序正义，不求经世致用，只求把学问做好。学问家研究问题的时候讲究工具理性，保持价值中立，先做事实层面的判断。比如说，放在面前的究竟是一只杯子还是一只碗？如果你说是杯子我说是碗，那就没法继续讨论下去了，所以先要把事实搞清楚，再来讨论这是不是一只好杯子或这个碗对我有什么用。在我看来，90年代的学问家们追求的是以程序正义为导向的知识建构。
在90年代的10年里，80年代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学理上被进一步深化了。学问家门纷纷寻找这些问题的知识学起源，或者从知识学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加以展开和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比如说，他们会细细考证法国革命史的来龙去脉，或者经济学的发展，法学的发展，遵循知识学建构的一系列规矩，将学问更加专门化。我曾写过一篇《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文中提到的自由主义第二波，就涉及到90年代的学术建构阶段，当时出了一大批很好的学者。自由主义过去只是一个概念，一种思想，在90年代的研究中，人们知道自由主义还有很多派别，有左派的自由主义，有保守派的自由主义，有苏格兰学派，等等。 这个学术建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也因为学术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分化。80年代时处于一个阵营里的、都站在思想解放旗帜下的新左派和自由派开始分裂。
新世纪之后，中国思想界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主义的年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马立诚先生总结过八大主义。主义的时代，有一个基本的导向，就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是价值判断优先而不是事实判断优先。价值判断优先的直接后果是，与80年代相比，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巨大分化，完全改变了中国的思想生态。在主义的支配下，不同主义之间的对话变得非常困难。比如新左派不愿和自由主义阵营对话。
FT中文网：先问一下，您自认为是哪个阵营的？
荣剑：我当然是自由主义那一派的。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思想上中左，政治上中右。思想上中左，就是看重公平正义；政治上中右，就是以宪政为导向，追求自由和个人独立。
FT中文网：比较接近罗尔斯的立场。
荣剑：我比较欣赏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西方关于理性观，原来只讲两个理性，一个叫工具理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学术建构所追求的理性，放弃价值判断，先把“是杯子还是碗”的事实搞清。还有一个就是价值理性，就是这只杯子好不好，要做价值判断。在这两个理性之外，哈贝马斯又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说，人与人的交往，需要沟通，需要对话，而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话的双方都是主体。原来人们所理解的交往关系，我是主体，你是客体，你是我的对象，由我来给你宣示我的观点。但哈贝马斯说，我们两个都是主体，我们平等沟通，这就是“主体间性”。我曾经说过，与其读哈耶克，不如读哈贝马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