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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

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上)

荣剑:这40年的中国思想史,先后经历了思想的年代、学术的年代,和主义的年代。思想界如今高度分裂,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学术合法性的丧失。

【编者按】本文为FT中文网“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专题文章之一,基于独立学者荣剑与FT中文网编辑王昉的一次深度对谈整理而成,试图从社会思潮的维度,探究这场改革得以发端和推进的根本动力,以及造成眼下改革停滞以及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

荣剑为独立知识分子。上世纪80年代,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博士生的他深度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思想界几场重要论争。90年代初他因故被迫下海谋生,近年成为艺术藏家与策展人。2012年他重返公共舆论场,对时局与社会热点密集发声,展现出深厚的现实关怀、批判精神和学理储备。

在本次访谈中,他回顾了过去40年间中国思想界的递变与分裂,梳理了目前几大主流思想阵营的主张与交锋。《庄子•天下》言“道术为天下裂”,意为学术由最初的混沌状态向诸子之学分化。过去40年,中国思想界也经历了从共同启蒙到尖锐对立,从学理之辩到意识形态之争的过程。思想迟疑,则改革必然徘徊。我们讨论道术之“裂”,是期冀寻求让它重“聚”与对话的可能性。访谈分三部分,今天发布的上部重点回顾40年中国思想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合法性的丧失。以下为编辑后的访谈实录。

一、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史:从思想的年代到主义的年代

FT中文网:可否先请您梳理一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主流思潮的变化过程?

荣剑:从编年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思想史,我把这40年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80年代的10年、90年代的10年和新世纪之后的10年(至2010年)。2010年之后到现在,可以另行表述。对这三个10年,我用了三个关键词:思想、学术和主义,80年代是“思想的年代”,90年代是 “学术的年代”,而新世纪以来的10年是“主义的年代”。

首先看80年代的这10年。现在不少人都在回顾、总结80年代的辉煌历史。这期间发生了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等好些推动了中国改革进程的重大事件。

一些80年代的总结者试图作为那段历史最权威的解释者发声,因为他们亲历了这个历史过程。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给自己一种评价。亲历者当然很重要,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史家的观察其实是有差异的。亲历者在回忆自己参与的历史过程时,不免会带上自己的判断和价值观,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历史的公正客观的认知。当然,原始的史料和经验,又必须由亲历者提供。这就涉及到一个悖论。从我自己而言,我亲历了80年代思想界的几场重要争论,我是更愿意从一个史家的角度,站在更远一点来观察,看看能不能把这两种身份结合在一起。

我198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就在那一年,中国思想界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党内思想分裂的开始,一方以周扬、王若水为代表,后面还有一大群为他们提供思想资源和支持的民间知识分子,另一方由胡乔木、邓力群这些党内理论家为代表,他们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最权威的诠释者。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为什么会一下子把党内的争论给集中爆发出来?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不光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所有苏东国家在解冻时期或思想解放时期,都面对过这个问题。在东欧,比如匈牙利、南斯拉夫,包括苏联,早已开始研究人的问题,研究为什么在极权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会出现这么多非人道的事情。异化理论的针对性更明显,就是说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异化到自己主张的价值的反面去了。马克思所批评的异化,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即商品拜物教。到中国这个体制下,就是权力拜物教。这两个大问题被提出,必然涉及到对现有体制的批判。当时的争论非常激烈。批判者认为,这个体制是一个非人道的制度,是一个异化的制度。但在胡乔木邓立群这方看来,人道主义是个资产阶级的话题,是资产阶级拿来进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哪有异化?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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