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刚：若我们需要新的历史决议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即以某些省市的产业政策实践，来反思政府宏观经济干预究竟给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些什么。

张立伟：混乱的决策体系、消极的官僚系统、传统的干预手段、藐视调控的资本，显示出地产政策失效与市场失控的迹象。

胡月晓：《人民日报》以权威人士之口三度详解经济，体现中国政府重视预期管理。预期管理成本低廉，但需要政府在长期时间里建立起“声誉”。

专栏作家皮林：出台二孩政策和取消存款利率上限，都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政策变化，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在退出民生的两个重要领域。但这并不意味中国放松权力的改革会一帆风顺。政府内部有人希望放弃管控，但另一部分人却不肯放手。

安邦咨询：中国政府对经济下行的警惕性已大为提高，会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以稳住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政策将重回老路，市场更不要奢望“强刺激”政策重临。

FT驻华记者米强：外国投资者如今在中国可以通过的一些门，是14年前中国加入世贸时正式开放的。目前美欧都寻求与中国达成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有必要列出不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张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似乎陷入了新的困境中。中国政府应如何应对，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实现调结构与稳增长的平衡呢？

北京大学教授卢锋：中国发改委等部门寻租案件频出，根源在于转型期体制矛盾。宏调宽泛化既是深层改革滞后和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结果，也是妨碍深化改革甚至客观上促成旧体制因素复归的现实根源。

中国社科院学者张斌：内生增长动力下降、不当刺激政策、金融市场风险三者加剧恶性循环，应对经济转型综合症，关键在于纠正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

中共中央党校陈建奇：夏季达沃斯再议定向调控，定向调控能否保障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当前定向调控暴露其局限性，关键原因在于倚重货币政策。

中国社科院张斌：由于结构安排不合理、投资收益难以保障，中国刺激政策在总量上已难以持续。但如能填补最欠缺的基础设施，又有可观收益，增加投资反而有利经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在中国经济转型大环境下，过度扩张型宏观失衡往往是基本面与体制滞后的叠加产物，汇率、利率和土地价格政策各有何影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对李克强海外演讲的解读，折射了中国目前宏调政策兼顾避免刺激和稳定增长目标的两难处境，其直接原因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目前所处微妙形势所致，深层根源则是经济正经历调整早先失衡问题的阶段性特点使然。

中国建设银行张涛：除了中国经济变“贵”外，对于本届政府而言，更重要变化就在于家底变“薄”了。如何保证实现既定目标呢？那就体现在“活”字上。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张军: 设置GDP短期增长的容忍下限，让以信贷扩张为核心的刺激政策出台概率降低，是当下中国政府应对经济问题的平衡术，其根本目的是赢得未来3-5年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时间。不过，这种平衡术也面临着潜在风险和挑战。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近期中国经济数据好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变化；改革的本质是以短期的阵痛来换取长期的稳定增长，因此必须做好过几年紧日子的准备。